一户河南棉农的入世生活
在进口棉花和新疆产棉区崛起的冲击下，家住河南商丘的刘绍兴一家的棉田越来越少，收获的棉花也卖不上价。于是，他的大儿子去浙江打工，二儿媳也坐火车去“棉花多得多”的新疆当了一回采棉人。
刘绍兴袖着手，站在门口看他的16亩土地。12月8日早晨飘落的白雪让闫集乡的土地看上去像是再次开满了棉花。其实棉花的收获季节已经过去快两个月，现在土地上种着的，是冬小麦。
和闫集乡其他的农民一样，种植棉花是62岁的刘绍兴一年里最重要的事业。但是近几年来，闫集乡的农民不大愿意种植棉花了。“种花是一个费力气的活。”刘绍兴说。往年，刘绍兴在合适的季节里会种上10亩左右的棉花，今年他只种了4亩。
更重要的是，这个费力气的活换不来更多的报酬，棉花的收购价格在这几年里甚至出现了下降。刘绍兴说：“农民是最实际的，什么能卖钱就种什么。”
闫集乡在河南省商丘市的睢阳区，商丘市是河南省生产棉花最多的地区之一，而河南省则是中国的传统棉花产区。在闫集乡，人们说起“种花”，指的就是棉花。
导致闫集乡农民手中的棉花价格无法上升的是棉花数量的增加。增加的那些棉花来自国外与中国新兴的棉花产区。2001年，在加入WTO的时候，中国向世界承诺中国的农业市场会逐步开放，允许从国外进口一定配额的棉花就是这个承诺的一部分。
看上去，这个承诺正在实实在在地影响闫集乡与商丘市。负责管理棉花生产工作的商丘市棉花生产办公室主任巩固说，加入WTO给商丘市的棉花生产带来“很深刻的冲击性的影响”。
拥有4万人口的闫集乡在商丘市南部，105国道从它旁边经过。刘绍兴所在的刘庄村是闫集乡27个村之中的一个，闫集乡的人们公认刘庄村是种植棉花最多的村庄。西街村的史孝房说：“你去刘庄村问一问，那里户户都种棉花。”
但是刘绍兴说，刘庄村的可耕种面积有470多亩，原来有一半以上用于种植棉花，但是今年只有100亩左右。“下一年还要更少呢。”他说。
棉花进口大幅度增长对中国农民和农业产生的影响引起了国内截然相反的两种看法。一些人认为，政府应采取措施保护中国的棉花安全；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大可不必。
种棉花是一件麻烦的事
刘绍兴是1960年代的高中毕业生，在学生串联免费坐火车的日子里最远去过广州。他知道WTO，也会向你说起西部大开发，他认为新疆的崛起给河南省的棉花生产带来了影响。
他不是跟不上时代的人，在1970年代末他当过闫集乡经济联合社的经理，开了一家制酒厂；在1980年代末他开办玉米制糖技术培训班，在上海的报纸上做广告，试图把全国人都吸引过来。
在步入老年之后，这个闫集乡刘庄村的前任党支部书记重新回到土地上劳作。像他的祖辈和乡亲们一样，他最熟悉的农作物是棉花。“春棉是3月种，8月收。夏棉是‘收梅’时种，秋后收。”他说。在寒冷的初冬，棉花都已经从土地上消失了，只剩下乡村道路旁堆积着被收割的棉花杆，上面缀着干瘪的空棉桃。
如刘绍兴所说的，种植棉花得用“慢工夫”，是一件很麻烦的事。你要每个星期都给它们喷一回农药，以杀死那些层出不穷的生命力顽强的害虫，包括蚜虫和一种俗名叫作“花大姐”的硬壳虫；你要花钱为它们买回塑料薄膜盖上，以促进它们快速生长；你还得忧心着如何让它们接受更多的阳光照射和适量的灌溉。
就算你全部做到了这些，在连续种植四五年棉花之后，你的土地质量也会变得越来越糟糕，栽种在上面的棉花，叶子会轻易地发黄和脱落。
闫集乡的农民把这种现象叫作土地“长了菌”，他们认为这是无法避免的，如果不能让土地得到轮作，你只能在未来的若干年里停止种植棉花，等待土地质量重新变好。
比起玉米等其他作物来，棉花的确是一种难伺候的东西。“种棒子（玉米在当地的俗名），喂一遍化肥、有时浇浇水就行。”刘绍兴说。
5年前，闫集乡的农民能获得每年300多公斤的棉花亩产量，但是从2003年到2005年，长时间的阴雨天气引起的雨水过多和光照不足使每年的亩产量只有原来的一半。
花这么多工夫不值得
刘绍兴说，今年他收获的棉花是以每公斤5元至5.2元的价格卖出去的。他指着坐在他身边一个正在抽烟的农民说，你问问他是多少钱卖的。那位姓曹的农民回答，两块二我都卖了。也就是说，他碰上的收购价格是每公斤4.4元。
“花这么多工夫，不值得。”刘绍兴说。种植棉花的成本也不低，每年他们必须为每亩棉花花费近300元。
产量的减少没有带来价格的上升，因为中国政府允许关税配额进口的棉花在增加，2005年原棉进口达到250万多吨。商丘市最大的棉纺织企业银河纺织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闫德富说，棉花收购价格受进口的影响比较大。
他说，这5年间棉花的价格大起大落，2003年时最高，皮棉（去掉种子后的棉花纤维）收购价格为每吨17500元至18000元。那一年，中国进口棉花87万吨，占当年棉纺织品消费总量的13.6％。
那时候，不仅是刘庄村，整个闫集乡的人几乎都在种植棉花。3年多以后，很多人还清楚地记得，那一年棉花加工企业从农民手中收购尚未去掉种子的籽棉的价格是每公斤5.6元。
2004年，中国进口棉花191万吨，占当年棉纺织品总量的25.1％。闫德富说，价格开始迅速下降，下半年比上半年低了每吨5000元。现在的收购价格则在每吨12000元以内。
巩固说，棉花与粮食的收购价格比例为8∶1左右是适合的，但是这几年粮食的价格升上去了，棉花的价格却被压住了，现在粮食每公斤都卖一块五、一块六了，棉花还是这样。这使农民种植棉花的积极性降低了。商丘市在1995年的棉花常年种植面积为360万亩，今年只有170万亩。
因为土地“长了菌”，50岁的史孝房今年没有种棉花，而是种上了小辣椒和芹菜。小辣椒的生长期和棉花一样，今年卖到了每公斤24元。在立秋时种、立冬时收的芹菜今年却降价了，往年是每公斤0.8元至1.2元，今年1元就能买3.5公斤。
这也就是有的农民仍然愿意种植棉花的原因。尽管价格不高，也很辛苦，但种植棉花没有太大的风险。如果你是种植蔬菜、花卉和瓜果等经济作物的话，你就必须小心价格的剧烈波动。“种棉花有一个好处就是稳定。”史孝房说。
那里的棉花比这里多多了
在闫集乡，年轻人也不把种棉花当作最重要的事业了。他们和中国大多数青年农民一样走向城市，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外出打工。在闫集乡最宽的那条街道上，就有一家负责把年轻人介绍到南方城市打工的劳动力输出中介机构。史孝房和刘绍兴都有儿子在大城市里打工。
“我愿意让他出去。”刘绍兴说，“用种棉花的工夫，打工能赚的钱多得多。”他的大儿子到经济更发达的浙江省打工去了。不过他还是把35岁的小儿子留在身边，和他一起耕作那16亩土地。史孝房的儿子和小女儿都在深圳市。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卢锋认为近年棉花进口具有经济合理性，其中一个依据就是棉花进口支持了中国棉纺织业在加入WTO后的迅速增长，这对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作出了贡献。
闫德富说，他的银河纺织有限公司拥有3200多名职工，其中农民工的比例是60％。
不过在闫集乡，转移的劳动力与棉纺织业没有明显相关的联系，他们像普通农民工一样分布在各种不同的行业。惟一与棉纺织业直接相关的，是那些远赴新疆的采棉人。
刘绍兴的二媳妇杨玲就是其中的一员。今年8月，家里那4亩棉花还没到收获的时候，杨玲就第一次跟在村里的其他13个人后面，坐了两天三夜的火车来到新疆。在那里的3个月，她每天都在弯着腰摘下那些成熟饱满的棉桃，从天亮到天黑。
新疆是中国新兴的最大的棉花产区。因为劳动力不足，新疆每年都需要从外地招来成千上万的采棉人。这些人大多来自传统的棉花产区如河南省和山东省，他们拥有从事这项艰苦劳动的技能与经验，也有赚取额外收入的需要。招聘者来到商丘市，住在市区的宾馆里，然后在乡镇上设立招聘处，像吹着魔笛的孩子那样把农民从他们的土地上拉走。
杨玲说：“那里的棉花比我们这里多多了，望过去都是白色的一片。”采下1公斤棉花可以得到0.7元，她算得上手脚麻利的，最后拿到了3000多元。
家里的棉花呢？杨玲把它们留给了丈夫和公公。只有4亩，两个男人没用什么力气就解决了。
新疆是一个新兴的棉花产区，它正在逐渐取代河南省原先的地位。银河纺织有限公司每年一共收购25000吨棉花，在商丘市当地收购15000吨，进口配额是800吨至2000吨，在新疆和甘肃省收购7000多吨。今年，银河纺织有限公司在甘肃省还新建了一个棉纺织厂，在当地进行收购。
但别的小型棉纺织企业就没那么好过了。巩固说，2002年商丘市有208家国家认证的棉花加工企业，今年只有30多家参加了收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