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西学造诣和国学功底究竟如何
早岁游学欧洲列邦的经历，使辜鸿铭戴上了“精于别国方言，邃于西学西政”的桂冠（罗振玉语）。凌叔华称其“对于东西文学哲学政治研究的渊博透彻，也是前无古人可与颉颃的”。
当年轻的胡适博士从太平洋回到中国，就任北京大学教授，好生意气风发时，辜鸿铭却批评他所持乃美国中下层的英语，并言：“古代哲学以希腊为主，近代哲学以德国为主，胡适不懂德文，又不会拉丁文，教哲学岂不是骗小孩子？”其眼力之高可以想见。林语堂认为辜鸿铭“英文文字超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其右。造词、用字，皆属上乘”。对这位精通马太·安诺德、罗斯金、爱默生、歌德及席勒的专家，林语堂甚至认为自己“不配去接近”。曾作过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说，在国外他看见一本英文杂志里刊有辜鸿铭的一篇文章，所采用的体裁是欧洲中世纪基督教常用的问答传习体，“用字和造句的深刻和巧妙，真是可以令人拍案叫绝”。散文兼翻译大家梁实秋说：“先生深于英国文学之素养。”英国有名的学者鄂方智主教，认为辜鸿铭“用英文所写的文章，以英国人看，可以和维多利亚朝代任何大文豪的作品相比并”。一位叫尤光先的中国学者甚至说：“他在留学时代，用英文所写的零篇碎简，都博得欧陆人士的好评。”《扬子江流域》一书的作者白特夫人，就曾对辜鸿铭的英文诗大加赞赏，在辜鸿铭去世后，她叹息道：“辜鸿铭死了，能写中国诗的欧洲人却还没有出生！”
这些评语虽有溢美成份，但辜鸿铭的西学造诣在旧中国却确实难有其二。最值一提的是，辜鸿铭以典雅的英文，翻译述评中国文化的精华。辜鸿铭穷毕生之力翻译中国经典，不仅因为他返国后完全归服于传统儒家，还因为在此之前中国经典没有好的译本，那些所谓西方汉学家的译作大多不堪卒读，结果使欧洲一些学者认为孔子可能只是一个好吹牛、平凡、陈腐的三家村老学究。辜鸿铭决心把中国文化这块西洋人不肯啃、也啃不动的骨头拾起来，教化西洋人。在翻译中，他积极为那些不谙中国文化的西方读者着想，帮助他们理解中国儒家经义，乃别出心裁地引用歌德、卡莱尔、爱默生、阿诺德和莎士比亚等西方著名作家和思想家的话，来注释其中的有关经文，并借此表达他对儒家经义的理解。比如在其英文译作《论语》的主标题下，他特地注明：这是“一本引用歌德和其他西方作家的话来解说的新的特别翻译”。如此“特别翻译”，既需汉学功底，更需深厚的西学造诣，方能到“信达雅”的地步。在这让人望而却步的难点上，辜鸿铭如呼延灼使鞭、公孙大娘舞剑一样，稔熟而顺手地完成了这项在儒经注释史上前无古人的事业。欧洲大陆的读者和学者，因受了辜鸿铭的影响，对中国哲学和文化刮目相看。据称，此后辜鸿铭每翻译一部中国典籍，一脱稿，列国争相传译。
对辜鸿铭翻译儒家“四书”中的三部，林语堂认为这是极为了不起的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言“辜鸿铭的翻译是真正的天启”，“不只是忠实的翻译，而且是一种创作性翻译，古代经典的光透过一种深的了然哲学的注入”。林语堂甚至“为他没有翻译更多的儒家经典而感到遗憾”。林语堂后半生以英文写作为主，积极向西方传播和介绍中国文化的事业，不能不说是受了辜鸿铭的影响和启发。
辜鸿铭的国学是留欧回来改弦更张后自修补习的，时年已而立。张之洞幕中多翰林、进士，辜鸿铭遍请这些老先生们教习汉学，可得到的回答却是千篇一律：你是读洋毛子书的，没有资格读我们中国的圣传。幸有总督大儒张之洞收下他这个门徒，亲炙中国文化。辜鸿铭在他的引导下，一头扎进儒家经典，钻研六经子史（他把《康熙字典》作为初学的课本，因此所识汉字比一般人还多），并爽然道：“道固在是，无待旁求。”由于辜鸿铭好辩善骂，词锋尖刻，往往使人难堪，那些衔恨他的人，故意选择经书中难懂的词句，拿来质询他，令初涉汉学的辜鸿铭瞠目结舌，满脸通红，久久不能措一辞。一代鸿儒沈曾植还当众羞辱他：你说的话我都懂，你要懂我的话，还须读二十年中国书。经此种种刺激后，辜鸿铭更是发愤用功，自号“汉滨读易者”，沉酣寝馈于中国典籍。凭他那副绝顶聪明的文学天才，博览群集，积有岁年，学以大成。十数年后他公然向沈曾植挑战：请教老前辈，哪一部书老前辈能背，我不能背，老前辈能懂，我不懂？
与严复、林纾不同，辜鸿铭不愿向国人译介西方文学。惟一的例外，是二十世纪初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过一本英译汉的小册子《痴汉骑马歌》。该诗是英国诗人William Cowper的一首叙事长诗，共六十三段，描述了布贩子出游的趣事，全诗诙谐生动。辜鸿铭用五古体译过来，效果极佳。著名近代翻译家伍光建对此译极为佩服，说：“辜氏用五古体译此诗，把诗人的风趣和诗中主角布贩子的天真烂漫，特别是他那股痴呆味儿都译出来了，读来十分亲切。”吴宓认为辜氏此译“为吾国人介绍西洋诗歌之始”。苏曼殊一向自视甚高，对翻译大家严复、林纾颇不以为然，却惟独对辜鸿铭的译才另眼相看，他说：“甚矣译事之难也。前见辜氏《痴汉骑马歌》，可谓辞气相副。”著名学者王森然认为：“即在中国古诗中，亦属少见。”
虽然辜鸿铭出版的汉文著作仅有《张文襄幕府纪闻》、《读易草堂文集》等几种，但国学大师罗振玉却还是给他戴上了“醇儒”之桂冠，并言：“君之文为天下之至文，沉疴之药石，非寻常学者可等类齐观者也。”1910年，辜鸿铭还获得了清廷给予的一项荣誉，即以其“游学专门列入一等”，赏给文科进士。
曾帮助张之洞管理过学堂诸事、后出使英、法、日、比、意等国的外交家钱恂，在给汪康年的信中说，辜鸿铭“其人英文果佳，然太不知中国文，太不知中国理，又太不知教学生法，是直外国文人而已矣”。钱恂与辜鸿铭有过节，此说自然要打折扣。但据在北大曾做过辜鸿铭三年学生的罗家伦说：“辜先生的中国文学是他回国以后再用功研究的，虽然也有相当的造诣，却不自然。”无论怎么说，相比于西学，辜鸿铭的国学功底确实差了些。
关于辜鸿铭的国学，日本汉学家清水安三博士有段颇见心得的看法：“辜鸿铭的国学功底在于具有高瞻远瞩地批判、理解中国思想的眼光，他探究其精髓、特征及伟大功绩之所在，并指陈它的缺失，是相当充分的。在比较衡量西方文化及其思想的领域中，他是不可缺少的人物。他并非纯粹的国学家，但他只要具备理解、批判中国文化并与西方文化进行比较的能力，就足够了，因为除此之外的研究，对他来说都是多余的。”
徜徉于西学和国学的大海里，辜鸿铭的平生主张及学说大旨，具见于《春秋大义》及英译《中庸》。在辜鸿铭的文化思想中，最基本之点，即可作为他的文化思想逻辑核心的，是对“civilization”（文明）的理解。这也是他坚执儒家文明的思想底蕴。
辜鸿铭对西方文明有着深刻的认识，在思想上对西洋物质文明有所批判，并且认为西方民族的富强是由于战争和掠夺，所谓“文明”，流弊无穷，应当吸取中国文明的优点，用以补救。在欧战期间，他不遗余力地把中国的孔子之道推荐给西人，认为这是“贤人的宗教”，可以把欧洲从战争的困境中拯救出来。在1915年出版的《春秋大义》里，他如是偏执地告诉世人：
要估评一个文明，在我看来，我们最终必须问的问题不是它修建了和能够修建巨大的城市、宏伟壮丽的建筑和宽广平坦的马路；也不是它制造了和能够制造漂亮舒适的家具，精致实用的工具、器具和仪器，甚至不是学院的建立、艺术的创造和科学的发明。要估价一个文明，我们必须问的问题是它能够造就什么样的人性类型，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事实上，正是一个文明所造就的男男女女、人性类型，显示了该文明的本质和个性，即可以说显示了该文明的灵魂。
当然，在辜鸿铭的学说里，世界上只有“中国文明是一种真正的道德文明”，他的文化观念上的褊狭由此可见。他认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特点是深沉、博大、纯朴、灵敏，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但不博大，德国人深沉、博大，但不纯朴，因此都难以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相对来说，只有法国人还差强人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