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货日报 2002-11-15
● 本报记者 杨东辉
张文军简介：1966年生，大连人。1988年毕业于大连外国语学院，先在大连富丽华国际大酒店工作，1992年开始投资银行债券，初涉金融市场。1993年4月，应聘到大连首家国际期货公司，成为大连期货业首批经纪人之一，并从此走上期货之路，后担任过多家公司的业务经理、投资顾问、操盘手。1996年开始个人期货投资，之后，从艰难地赚取个人账户在期市的第一个10万元，到收益超过千万元，他仅用了短短的5年时间（1997—2001）。从1999年开始，其个人账户成交量连年位居大商所第一名（2001年达300多万手），受到大商所的嘉奖。
◇失败并不可怕，善于总结和思考，才会有进步和收获。
◇成功离不开对机会的及时发现和把握。
◇利好来临却不涨，千万不要去做多；相反，也是一样。
◇突发消息到底利多还是利空，盘面会告诉你方向。
◇永远靠自己来救自己。
◇鞭没了，神还在！
敢“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古人云：“千仓万箱，非一耕所得；干天之木，非旬日所长。”人们往往只关注成功者收获时的辉煌，而不去理会其曾经的播种和耕耘。要知道，没有种子，怎能结出硕果!不洒汗水，哪来的收获!
张文军是一个善于思考、勇于求索、敢于冒险的人。无论是当初利用业余时间与朋友一起合伙做服装生意，还是在大连证券、期货投资市场若干次的“捷足先登”，都体现了他是敢“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采访中他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我感觉到，这又是一次机会”。他的经历充分体现了他具备成为风险投资市场优秀操盘手的良好潜质，他日后的成功，绝不能用“偶然”来阐释。
记者：据我了解，2001年北亚期货的总交易金额在全国各经纪公司中排名第一，其中，你个人的300多万手交易量占很大份额。我还注意到从1999年开始，你已连续几年个人交易量在大商所排第一名，而你的资金收益表上，也留下了非常成功的记录。作为期市闻名的操盘手，市场人士对你的期货投资经历很感兴趣，你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张文军：1988年大学毕业后，我先到一家大酒店做业务推广工作，在工作中常常感到所学专业与所从事的职业间的差距，因此，并不安心。就在那时候，发生了一件令我终生难忘的事情，那就是我父亲看出我的心思后，便送给我一句哲人的名言：“不要轻视行为，因为行为会形成习惯；不要轻视习惯，因为习惯会形成性格；不要轻视性格，因为性格会决定命运。”这句名言对我的影响太大了，可以说，我的人生因些而受益无穷。以后，在酒店工作的5年中，我学习到很多知识，有了许多收获。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常常回忆一天的工作过程，查看自己是否有什么过失，想一想同事们的为人处事为什么那样妥当得体，那样成熟。我还经常换位思考，自己做得怎样，还有哪些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养成了总结、思考的习惯，这也许就是我心理上最明显的特点吧，我认为，这个特点对我的人生非常重要。
工作一两年后，为了赚点外快，我与朋友合伙经商。当时大连服装市场火爆得很，赢利空间很大，我们从广州往大连发运服装，一年下来竟赚了几万元。所以，我认为，成功离不开对机会的及时发现和把握。1992年，大连市五大银行同时推出五家银行债券，我认为机会来了，便积极认购。两个月后债券上市，回报相当丰厚，投入5万元就净赚了5万多元。这次投资的成功，激起了我对金融市场投资的兴趣，也使我开始思考是否要对职业重新进行选择。之后，我又相继投资山东淄博、山东农药等企业债券，其回报也很可观。1993年年初，大连市建行开始推出上海股票交易试点，名额限50人，我感觉这又是一次机会，便积极参与并成为大连股市最早“吃螃蟹”的人。当时上海股票行情跌宕起伏，风险很大。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交易中，我体验到了股市的风险，投入的5万元几个月便亏损了3万多。
1993年4月，大连首家大型国际期货公司——大连万发期货公司成立。公司招聘经纪人，我再一次认为机会来了，这次毅然辞掉酒店的工作去应聘。公司从1500个报名者中欲选出120人，几轮考试下来，我幸运地被录取了，从此走上了期货之路。经过严格培训后，我开始了实际工作——开发客户。这是一项很艰苦的工作，因为当时期货对大家来说毕竟还很陌生，在人们心目中还没有一丁点概念，给人的感觉是“虚无缥缈”的。我每天要谈20到30个客户，夏天30多度的高温，还要穿西服戴领带，满世界地去跑，真是很不容易呀。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试用期满的最后几天，我终于开发到一个客户，他投入了2万美金做期货。从此，我便开始了期货交易的实际运作。当时可以进行交易的品种有日本东京谷物交易所的大豆、红小豆和小麦；前桥干茧交易所的干茧；还有香港的恒生指数；美国的标准普尔500指数（SP500），以及其他的商品期货，包括大豆、小麦、牛腩、咖啡和橡胶等。我选择了风险较小的日本红小豆（静盘，分小节报价）和当时风险比较小的恒生指数。运作一段时间之后，还算理想，给我的客户赚了10％左右的利润。
百折不挠
日本经营管理大师松下幸之助先生登上著名的高野山时，曾有一番意味深长的感慨，“现在这里有公路、电车、缆车，很方便。但一千多年前，弘法大师在这么偏僻的山上开路，必有无法想象的坚强信念。我们现在感触不到弘法大师那时的心境，但我却深感人的信念的伟大，人生应当有自己的信念”。是的，文军也有他自己的信念，那就是他对从事期货事业的挚爱。文军的期货投资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更经历了三次“破产”。当他个人账户第二次“破产”时，他刚新婚两年的妻子对他说：你必须作出选择，要我还是要期货？！在采访中，文军平静地对我说：“但我怎么能放弃我所喜欢的事业。”好一个“但”字，将其两难抉择时的万般痛苦表达得那样淋漓尽致!
记者：看来你对风险市场的投资意识很强，是一个敢于面对风险去冲锋陷阵的人。进入期市后，你一直就很成功，很顺利吗?
张文军：其实并不是这样，相反我却经历了很多磨难，个人账户曾三次“破产”，可以用“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的这句话来形容。
1993年7月，我们公司的一个新经纪人成功地开发了公司最大的一个客户，客户投资1000万人民币，但在运作中成绩不太理想，亏掉200多万。客户希望更换经纪人，找到公司的香港总顾问，总顾问帮他推荐了两个人，很幸运，我是其中的一个。那段时间，我早上8点上班做日（本）盘，10点半开始做香港恒生指数，一直到下午4点。然后，回家休息，晚9点30分再做美盘交易。如此以来，我每天只能睡3、4个小时的觉，非常辛苦，但感到很充实。
那位客户喜欢做风险较大的品种，所以他选择了当时风险最大的SP500。在我们两个经纪人和客户的共同操作下，一段时间后账户的资金状况有了转机，赚回了100多万。可天公不作美，9月整个市场极度看涨，我们也做了很多买单，一天，开盘时行情先是上扬，但突然间盘面发生剧变，是什么原因呢?原来路透社发出一则消息——俄罗斯发生动乱。于是SP500快速暴跌1500多点。因为不能预测事情将如何发展，我们只好马上止损。随即由于叶利钦出面讲话，俄形势有所稳定，当天收盘时又强烈反弹近1000点。但我们的账户损失惨重，盘后结算，这一天亏了300多万。这次交易，使我第一次真正体验了金融投资市场的巨大风险。
同一时期我运作的小户，也因投资策略不当而造成严重亏损。当时做日本红小豆，在一片看好声中入市做买，日本方面也不断公布利多消息。奇怪的是，行情不但不涨反而盘跌，因此保证金在不断缩水。终于有一天，公司结算部通知追加保证金，我把通知告诉客户，客户表示实在无力追加。由于我们在日常的交往中建立了很深的友谊，因此我不想让这个客户就这样“死”掉，于是就将自己的3万元追加到其账户中。但行情仍无改观，继续盘跌，结算部第二次发出通知，我又拿了3万元追加到账户中。其后，行情又突然暴跌，当再次接到通知时，我把仅剩的4万元积蓄全部追加上。当时我是那样地期盼着行情能有所改观，并在幻想着也许会有“上帝”出现来救我一把。可结果事与愿违！最后只能被强行平仓。总共投入的2万美金加上10万人民币，最后只剩下1万4千多元人民币。这是我从事期货交易的第一次“破产”。
交易运作的失败使我真切地感受到期市的残酷，由此我总结了三条经验：其一，止损是非常重要的。从此在以后的国际期货交易中，我常常把止损单同时下到场内，时刻想到止损。其二，当好消息不“好”时（盘面不涨），千万不要去做买，当坏消息不“坏”时，千万不要追着卖。其三，永远靠自己来拯救自己，不要期盼“上帝”会救你。
过了一段时间后，大商所开始筹建并招聘工作人员，同时，一家期货公司也在招聘公司管理人员，我感到这又是一次机会，便决定同时参加应聘并最终被两家单位录取。当最后选择做交易所工作人员还是期货公司管理人员时，经过反复考虑，我最终选择了后者。这期间，我参加了大商所首期出市代表培训班并获得出市代表资格。当时因为大商所刚刚成立，运作缓慢。于是，向来不甘寂寞的我又应聘为星洋国际期货公司大连业务部经理，这个职位待遇优厚，底薪3000元/月，具体业务是上午培训经纪人，下午带经纪人开发客户。工作很快取得进展，有一客户投入1万美金做香港恒生指数，由我来运作。
在这家公司里，我结识了其香港总顾问翟先生。翟先生在香港期市有二十多年的从业经历，积累了丰富的期货投资经验，从他那里我学到了很多交易技巧，可谓受益匪浅，这在我以后运作香港恒生指数的交易中已有所体现。当时香港恒生指数风险加大，主要是因为摩根士坦利看好港股，增持其投资组合中香港股票的份额。因此恒生指数从6600点一跃涨升到12785点。我认为将有一波回调，便果断沽空。这期间，我有一天的交易纪录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战例：1万美金的账户，我一天38个来回下了76手单子（5.5万港元/手，一次只能做一手），一天下来净赚4千美金。
记者：真不愧为“超级杀手”，你后来的短线、大单量操作手法，就是从这次交易后开始所养成的习惯吗？
张文军：是的，这次经历对我后来的影响很大。根据当时市场风险大的特点，我做单时非常小心，每进一次单，就与止损单一起同时下到场内。就在我们前面说到的那一天，我是一直站在盘房下单交易的，一天几乎没有下来过。收盘时，一位经纪人已经为我计算好当天的盈利状况，当时有很多经纪人也是一直在下面看我怎样运作的。随后，很多客户都找过来，希望我能帮他们运作。当时我的成交量占公司总成交量的80％以上，而且一直到该公司因国家有关政策调整而停止营业为止，我都保持着这样的记录。
当时做外盘，国内的交易商真正赚钱的人非常少。这主要是由以下几点原因所造成的。首先，期货是专业人士所从事的行业，境外对手身经百战、阅历丰富、技巧纯熟，而我们却刚刚起步。其次，信息获得上的劣势，国内做外盘，信息不灵，消息严重滞后，不能第一时间掌握基本面情况。其三，公司操作不规范，有“吃点”的嫌疑。比如下市价单，回单时间有1分多钟，因为在这1分钟内，会产生很多价位，结果是，买单则成交价位相对较高，而卖单则成交价位相对较低，所以盈亏差异较大。境外交易造成国家、个人资产大量流失，国家有关部门也发现了这种情况，因此决定停止境外期货交易活动。由于政策原因，大连几家做外盘期货的公司便停止运营了。
当时停止境外期货交易，我的态度非常明确：大力支持。现在，随着中国期货市场的规范发展，期货人才的不断成熟，特别是加入WTO后市场的需要，我认为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开放境外有投资价值的期货品种的交易活动，如LME的铜和CBOT的大豆、小麦、玉米等品种，这也是现货市场国际贸易活动回避风险的需要。
记者：境外期货不能做了，你对新的市场机会又有了什么“感觉”?你已经有了一定的市场经验，为什么还会接连两次“破产”呢?
张文军：这时，正好大商所开始正式运行，但我发现国内期市交易不活跃，而股市交易却异常火爆。因此，我一边做大商所的大米期货交易，一边炒股票，但把主要精力放在沪股交易上。那时，我是在联通证券的大户室做交易的，交易结果不太理想，股市暴跌损失惨重（因为当时股票大户可以透支进行交易）。而运作大米期货也没顺势，持有空单，行情却暴涨。两面运作都很失败，所以，我再次破产了，虽然大部分的损失是在股市发生的。此时，我经历了人生中最灰暗的低潮期，由于再次输光，因而引起家庭不和，结婚刚两年的妻子对我下了最后通牒：要我还是要期货？你再做期货，我们就分手。
但我怎能放弃我喜欢的事业呢？结果可想而知。这段时间是我人生最痛苦的时光。记得有一天到市场去，衣袋里只有5元钱，心里想着给父母买点什么，可几次掏出来又都放了回去，为啥?没舍得买。现在想想，还是很心酸。正在此时，我以前认识的一位香港朋友打来电话，说他在浙江投资了一家期货公司，打算做国内期货品种，希望我去担任业务总经理。我答应了他。去杭州时，机票是两个姐姐给买的，在临上飞机的最后一刻，她们每人又拿出1000元钱塞进我的衣袋里。大姐说，穷家富路拿着吧，多保重。当时我的眼泪差一点就流了出来。到杭州后，公司的运营并不理想，由于公司的合伙人意见不统一，导致运作混乱，工作进展缓慢。因此，春节休假后我便再没有回去。
此后，大商所玉米交易行情火爆，涨得很凶。我再次进入市场参与交易，但由于当时玉米期货价与现货价比相对较高，在1500点时，我果断地进入市场沽空，但行情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去跌反而继续暴涨，最高达2100多点，这使我第三次赔光出局。交易的又一次失败，令我做了认真的总结和彻底的反思。我想，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对市场仍缺乏全面的了解，特别是对基本面、政策面把握不够，没有找准行情方向；二是交易经验和技巧还不够成熟，缺乏更多的磨练；三是资金管理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