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官免职凸现“新政”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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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04月29日 12时54分57秒
高官下马，短期的意义在于扭转此前抗击“非典”的被动局面，推进“高官问责制”，在国内外重塑诚信政府和责任政府的形象；而从长远来看，可以从根本整肃吏治，树立官员队伍的“民本”思想，并以此为契机推动行政体制改革
4月20日，国务院新闻办的新闻发布会，原国务院副秘书长高强以卫生部常务副部长的身份，取代卫生部长张文康出现在记者面前，当他说到“我不会说来北京旅游是安全的那样的话”时，敏锐的国际社会已经意识到，一些重要的变化已经发生了。
果然，在高强宣布中国“非典”病例的最新数据后不到两个小时，新华社授权发布：免去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市长孟学农的党内职务。
非典“罢”官
分析家们认为，北京市长孟学农和卫生部长张文康这样的部级高官因为“工作不力”而被解职的事例，多年来堪称罕见。这将对高级领导干部起到强大警示作用，有利于健全党内引咎辞职制度，也为行政体制改革开启了新的一页。
如果说“非典”炎疫充分暴露了中国行政体制的多种积弊，那么在扭转抗炎不利战局的同时，撤免高官更深远的含义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完全显现：它有可能成为加速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难得的契机。
观察家们指出，20年来，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成就卓著，但政治体制改革，包括行政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及中国与世界融合的进程，都对政府本身的改革提出越来越急迫的要求。
在迄今已持续半年的“非典”事件中，旧有行政体制的积弊暴露无疑，官僚层级的低效，官员的推诿塞责，应急体系反应的迟滞，以及对信息的掌控失真，放在一个日渐开放的社会中，已是破绽百出。它清楚地表明，现有体制中的某些部分，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当此之际，中共高层对相关责任人快刀斩乱麻，意在通过“严刑峻法”把将压力分散到各地和各部门的领导人身上，以便迅速凝聚各方力量，遏止疫情的传播。
新华社发表评论员文章，用卫生部和北京市领导被免职的例子，告诫各地区各部门领导“要认真吸取教训，以极端负责的精神，打好抗击非典型性肺炎这场硬仗”。
香港《南华早报》点出了此举更深远的意义：“虽然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只是中国庞大的官僚机器中的一部分，但是，中国领导人通过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举动，清楚地表明中国希望改革现存的体制。”
“高官问责制”挺向前台
张文康和孟学农的下台，使许多人联想到香港正在推行的“高官问责制”和内地呼声日高的引咎辞职制度。
在中国，官员长期以来“不犯错误不下台，不到年龄不退休”。直到1995年的中共中央5号文件《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中，才出现“引咎辞职”一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指出，此次对两位高官的免职是有法可依的。1989年出台的中国《传染病防治法》第39条规定：从事传染病的医疗保健、卫生防疫、监督管理的人员和政府有关主管人员玩忽职守，造成传染病传播或者流行的，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因此，追究相关行政责任人的行政责任，不但是应该的，而且是必须的。
据宪政专家、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杜钢建介绍，中国即将出台的《国有资产管理法》中将会规定：全国人大通过“问责制”对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进行监督。这里首次提到了“问责制”，颇有些借鉴香港特别行政区做法的意味。
对此次两位高官被免职事件，各界人士几乎无一例外地报以喝彩，认为这将对推动今后领导干部责任制开了个好头。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和北京市领导干部大会上，高强和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分别代表卫生部和北京市委就在“非典”防治工作中的失误进行了自我批评。这也被认为是一个罕见的姿态。
政治观察家们认为，一些官员之所以敢于对如此严重的疫情反应不灵，欺上瞒下，一个根深蒂固的东西就是内心的“官本位”惯性在作怪，总以为“家丑不可外扬”，把情况说得太重就影响政绩，危及乌纱帽。
在通常情况下，瞒报情况总能蒙混过关。在近年来发生的多起沉船、矿难等重大事故和重大损失之后，真正能被追究领导责任的仍是特例。如果张、孟二人的免职，能使“高官问责”形成常例，则可望开创中国政坛新气象。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陆建华指出，过去中国在处理失职官员时往往不够及时，不够透明，常常只追究副手甚至下级官员责任，“刑”不上“一把手”。而这次人事调整则明显不同，在防治非典型肺炎过程中，中央迅速作出决定，而且从关联“一把手”开刀，体现出中国政坛的新风。
建立诚信政府
高官免职带来的一个明显变化是，各地“非典”数字出现明显的上升，而且从媒体报道来看，有一些病例是在4月20日前就有表现的。此前，官方的新华通讯社发表措辞严厉的评论警告说，对失职或瞒报的官员要追究刑事责任。
各省大员，特别是党政一把手近日来都纷纷亲上一线，将防治“非典”作为重中之重的政治任务。
需要思考的是，从去年11月到现在，疫情的发生与传播已有近半年时间。在这段时间里，相关部门肯定也在努力防止这一疾病，但为什么会造成疫情的扩散呢？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乔新生教授指出，重要的原因是目前中国整体制度设计的封闭性，不能及时应对新出现的传染性疾病。
中国在1989年即通过《传染病防治法》，规定了甲类、乙类和丙类三种传染性疾病，但这三类疾病都无法包括新发现的非典型肺炎。
因此，尽管该法规定任何人发现疫情都必须及时上报，但事实上，接触到一线事实的人员明知非典型肺炎的严重传染性，却因没有法律依据和程序而不敢擅自声张。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疫情的扩散。
而另一方面，对于一些追求政绩至上的官员来说，发生负面事件时，欺上瞒下几乎是本能选择。而这些官员没有意识到，在他们信誓旦旦的背后，预支的是政府的信用乃至国家的信用。
中山大学政务学院副院长任剑涛指出，如果官员为保持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而损害了公共安全，这是全能政府的冒险心态的表现。政府切不可滥用自己的权威，否则这种权威会流失的。全能政府最大的资源就是民众信任，如果对信任滥用的话，就会导致大量耗费甚而耗竭民众的信任和支持。
这位学者指出，现代政府主要的标志之一就是要维护所有社会共同体成员最高生命价值。政府一定要强调，这个价值底线是不能突破的。这也正是中央反复告诫各级官员“要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本意，也是胡锦涛履新之时强调“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深义所在。人们普遍期待，新领导人在果断换将后，会下决心重塑政府开放与诚信的形象。(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胡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