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不少易学研究者从天文星象入手，通过与古天文五星、二十八宿的对比分析，得出河图洛书就是天文星象图的结论。
邹学熹在《中国医易学》中认为︰河图乃据五星出没于天象时节绘制而成的。
五星古称五纬，是天上五颗行星，木曰岁星，火曰荧惑星，土曰镇星，金曰太白星，水日辰星。五星运行，以二十八宿为区划。由于它的轨道据日道不远，古人用以纪日。五星出没各有节候，一般按木、火、土、金、水的次序，相继出现在北极天空，每星各行72天，五星合周天360度，木、火、土三星轨道大而在外，恰合干策216之数；金、水二星轨道小而在内，恰合坤策144之数。五星若按时中天，名曰胜。可测其相对不见之星以印证，这颗相对不见之星，名曰负。如水星当位，可测其相对位的火星为印证，则水星为胜，火星为负，余仿此。
五星出没的规律构成河图图式︰水星于每天一时（子时）和六时（巳时）见于北方；每月一、六（初一，初六，十一，十六，二十一，二十六）日月会水星于北方；每年十一月、六月夕见于北方，故曰一六合水，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火星每天二时（丑时）和七时（午时）见于南方；每月逢二、七，擗賰|火星于南方；每年二月、七月夕见于南方，故曰二七合火，或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木星每天三时（寅时）和八时（未时）见于东方；每月逢三、八，日月会木星于东方，故曰三八合木，或天三生木，地八成之。金星每天四时（卯时）和九时（申时）见于西方，每月逢四、九，日月会金星于西方；每年四、九月夕见于西方，故曰四九合金，或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土星每天五时（辰时）和十时（西时）见于中央；每月逢五、十，日月会上星于天中；每年五、十月夕见于天中，故曰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文中的“时”为时辰，每一时相当于二小时）。邹氏在此书中还认为︰洛书乃据北斗所指的九颗最明亮的星而绘成。
洛书本太一下九宫而来，以四十五数演星斗之象。古人观测天象，以北极星（古称太乙）为中心以定八方位。邹氏制有“洛书九星图”（见图2－5l）。据北斗斗柄所指，从天体中找出九个方位上最明亮的星为标志，配合斗柄以辨方定位，发现九星的方位及数目，即洛书方位与数目。
中宫五星，称五帝座，为帝星（北极星）之座；正下方为北极一星，恒居北方，以此定位。正北方为天纪九星；正东方为河北三星；正西方为七公七星；天纪之左是四辅四星；天纪之右是虎贲二星；北极之左是华盖八星；华盖之右是天后六星。
邹氏的观点也值得商榷。五星出没事实并非那幺有规律可循，所谓最亮的的九颗星以及各方的星数均是相当模糊的概念。
常光明《河图洛书解》（载《周易研究》总第四期）认为河图指九数图，而不指十数图；十数图为后人仿造，应称洛书。并称正名后，与《周脾算经》相符。九数河图为天球九宫图，十数洛书为地方分野图。
九数河图之“河”，当指天河、银河。河图为天河（银河）之图，即天球九宫图。河图为圆体九数。为何是称九不称十？这与古代的天文、数学有关。古代天文中的星宫（星宿、星座）中，最多的一宫，只有九颗星。古代的计数方法也是“至九为之一变”。古代数学来自天文学，古代称为极数，因此只称九而不称十了。
常氏将九数河图与古天文图──宋代古刻二十八宿星象图进行比较后说︰九数河图四角上的四组黑色点线，正是天文图中二十八宿中最重要的四宿。右上角的二联珠，正是角宿；左上角的四联珠，正是井宿（或鬼宿）；左下角的八联珠，即是奎宿（或娄宿）；右下角的六联珠，则为斗宿（或牛宿）。天球上方的翼宿可视星最多，因九为极数，所以九数河图上方，画了九球相连。天球下方，可视星最少，于是九数河图上只画了一大点。这可能是最亮的女星，也可能是“勾陈一”星。九数河图右方画的是尾宿七星，左方画的是参宿三星。中央五星，实画北极五星。若画一坦之星图，中列极星“五帝座”，周列八个星宿，便为“九数河图”，共四十五颗星数。而五十五数图，在四十五数图中央，又加十星，二五分列，很可能将另外二垣之极的五帝座，附入此垣之中，于是便有五十五数之河图了。
常氏据此认为先有九数（总四十五数）之河图，后有十数（总五十五数）的洛书。九数河图为圆图，与天文图基本相似；而十数洛书为方图，是后人依据“天圆地方”、“圆奇方偶”的观点，参照天球圆图而分野，即依天象而分地理，而作的地理分野图。
常氏的观点亦有牵强之处，与邹氏一样对星象的计数缺乏说服力。
曾祥委也认为河图洛书是新石器时代的星图，河图由联机的黑点和圆圈组成，奇偶数分别由内圈上下端向外发散，形成有两条旋臂的左旋旋涡图案，中圈一、二、三、四和外圈六、七、八、九联机分别是“8”字形，合为同轴的“8”字形，这与银河系旋涡正视图有惊人的相似，其符号、旋臂数量及旋转方向都一致，在仰韶文化大河村出土的彩陶残片上发现用联机的黑点表示的北斗柄三星，江苏连云港将军崖太阳与星辰崇拜岩画，也用联机圈点表示星座，由此可推测河图、洛书的联机圈就是某些特点意义的星宿。经与宋代苏颂的古星图（横图）对照，可见宋代二至二分点星宿的星数及排列形象与河图、洛书的偶数相合。
但图、书远在汉朝已有实物存在（虽不称为“河图”、“洛书”），按传统说法，春天时须是“天数”即奇数而不应该是“地数”偶数，于是曾氏为将河图与星象图比附在一起，将宋代星图作了改造，将春分点东推75”以上，这样勉强与河图相似。曾氏还认为洛书是河图的改进型，已用于占卜，它的中宫已由太微垣变为紫微垣的五帝座，其星宿的排列呈螺旋上升形态，与太阳系在银河系中的运动轨迹恰相吻合。
将河洛与天象星宿拉到一起，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这一点“破译”者们也已意识到，但为了强调自己的“发现”，总是对古代星图进行一番改造，直到改造成与河洛相似为止，这种做法难免会把河洛研究导入误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