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cul.sina.com.cn 2004/08/10 16:37 炎黄春秋
作者：郑光路
全省遭灾，饿殍遍地
1936年的四川特大饥荒中的饥民
1936年到1937年上半年，久旱不雨，灾情蔓延全四川。国民党《中央日报》现场报道了剑门关内的饥荒：
“梓潼一宿，路愈曲折险峻，土色赤红，重山裸露，草木稀疏，益觉不胜荒凉辽阔，至此始知已入重灾区矣……计全县无一处不受旱灾，以树皮草根白泥作食者约十八万人……民食恐慌，已达极点……倘非亲历灾区者，将不信四川夙称天府之国，人民生活竟一降至于如此，恐直与阎罗鬼国相似矣……”
一队黄发碧眼的“国际社”外国记者，行进在巴蜀大地。田野龟裂，千里荒凉，饿殍遍地……外国记者们坐在颠簸的车上，看见幼小儿童提着大竹篓，不顾危险爬上枯树上摘叶充饥，而树叶几乎早已被捋光了……车好不容易开到川北重镇遂宁县，成千上万灾民流难到县城觅食。饥民多半是老弱妇孺，衣衫褴褛，孩子们则多赤裸全身，骨瘦如柴……这些外国记者嗟叹着摄下饥民流离失所的景象。
历史悄悄过去。直到1996年初，台湾的徐宗懋先生在台北中华历史工作室档案中看到这批“国际社”外国记者关于四川饥荒的照片，内心为之震撼。他将图片寄给山东一家《老照片》出版单位，说：急于找出关于这一场饥荒的记载，然而正式史料皆无记载。
本文作者查阅大量地方志、文史报刊资料，非常吃惊地发现：那场四川大饥荒之真实情景，惨烈程度十分惊人，远非那组老照片所能反映！
从1930年到1937年，是四川近代历史上天灾人祸频繁、民不聊生的年代。旱灾、水灾、雹灾、虫灾、匪灾……连年不断。据当时报纸和省“赈济会”公布的资料，1932年全省有16县受灾，1933年增至53县，1934年为101县，1935年为108县，1936年、1937年几乎无县不灾。而人祸更可怕，军阀割据，连年混战，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富户乘势囤积居奇，米价疯涨。
水旱灾严重的1934年，饥民靠野草、树叶、树根、白泥(俗称观音土)苟延残喘。省政府不断收到告急文书：邻水县几天内就饿死300多人；古蔺县饿死3000余人；泸县白节镇饥民抢挖白泥30余处，深数丈，以致岩土崩溃压死多人；铜梁县斑竹乡饥民挖掘白泥，岩石崩坍压死30余人。(见1934年4月29日重庆《新蜀报》)因食白泥土闭结而死的新闻也不断。
活不下去了，兴文县饥民组织集体“吃大户”，他们写的“告白”字字血泪：“连年水旱，绝少收成，卖儿则无人承受，贻妇则有户皆穷。饥肠辘辘，众口嗷嗷。菜草已难于采撷，泥土不能供滋养。肩炭一挑，终日不遇买主，沿途乞食，到处辄少炊烟。前途茫茫，恐尽人皆饿殍。况复地方大富，方据粮以居奇……言之戚矣！故特约集垂绝之贫民，为吃大户之组织。凡可果腹，即可请求，其他衣物，不准夹带，俾有别于土匪，庶延续乎残生。谨此告白，同人垂鉴。”(见1934年5月18日重庆《济川公报》)尽管饥民实属无奈去“吃大户”，威远县政府仍诬为“匪类”，加以拿办。
四川省政府向中央政府告急请求赈济。国民党中央官样文章，照例批交内政、财政两部处理。被内忧外患弄得焦头烂额的蒋介石在牯岭公开说：“水旱都要中央拿钱赈济，试问中央以有限之财力，何能补助你们川人。”(载《国民公报》)
就这样，四川老百姓在战乱饥馑中迎来更为恐慌的1936年。各路告急文书雪片般飞到省政府：岳池县，去年(1935年)至今仍无雨泽，粮尽食绝。渠县，全县去秋至今均遭亢旱，灾情异常严重。宣汉县，久旱不雨，田土龟裂，十室九空，饿殍载道。巴中县，去秋至今，久旱不雨，粮食绝乏，盗食死尸。松潘县，连遭水旱，春无种籽，人无口粮。南溪县，水潦之后，继以旱灾，土地龟裂，无法耕种。蒲江县，水灾奇重，田庐人畜洗刷一空。新津县，河灾泛滥，街成泽国。新繁县，淫雨为灾，田亩冲刷，粮食损坏。除成都盆地各县外，都是灾区，受灾大约3700余万人。
1936年至1937年四川大灾中饿死的人数，没有精确统计数字。但从下面零星资料中不难想象：
国民政府参政员黄炎培先生来川视察灾情，路过简阳县，惊讶之余说：“简阳为行‘新生活’的地方，街间倒毙之饥民，至于无人收尸！”
1936年4月23日重庆《新蜀报》上《宣汉通讯》说：“本县饿殍遍野；据前20日中统计，每场饥饿死者，日在10人以上，近复渐次增加，每场日达20人左右。”同日《绥定通讯》上说：“现在万源人口骤减三分之一……万源城中，亦仅稀稀千余人而已。如旅行长途，整日难见炊烟，沿途倒毙饥民几无地无之。”该报5月2日《南江通讯》中还说：“总计城乡饿死者，每日达千余人……2月1日迄今(按指5月2日通讯时)，该县饿死的饥民不下8万余人。”
川北旺苍县是重灾区。黄洋乡当年160户587人，就饿死71人，占总人数的14.83%。据旺苍《百丈乡志》载：“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农历丙子，大旱。田地龟裂，沟渠干涸，河水断流……所种玉米，远望一片枯黄，可点火烧。秋禾无收，百姓无存粮，处于绝境。百丈境内，日死数十人，甚有全家饿死者。溪边、道旁、桥下，举目可见饿殍死尸，盛传人相食……”
大量饥民涌向市镇乞食，饿死街头巷尾。请看旺苍县一个场镇上的饥民的悲惨情景：72岁老人谌洪发回忆，丙子(1936年)年有天在王子珍锅厂外，他亲眼看到饿死48人。饥民饥不择食，当时本街熊大湖运回两缸烧酒，缸底破裂酒流满地。有人大吼一声：“酒倒地了啊！”栖息王家锅厂的饥民蜂拥而来，趴在地上连泥带酒喝得一干二净，身体稍好点酒醒后，慢慢又回到锅厂的空屋子里。气息奄奄的饥民喝酒后，醉死在地，横顺的摆了一坪。有位吃斋念佛的杨素客不忍心，从三街化了些钱，雇人把死尸抬到灵溪寺万人坑中。饥民成群上街乞食，饥饿难忍，见食物就抢。凡是卖熟食的，手里拿根棒防抢。有的饥民抢食物挨打，也有好心人抢了就算施舍了。
西河乡灯塔村张克政说，丙子年3月他走到文昌宫，看到庙里饿死的有10多个人，还有饥民在烤死人肉吃，有人把庙里的死人用绳子向外拖。河边石灰窑周围也死了一些人，沙包上已埋了20多个。
木门镇下街棕匠石显其说，二、三月间，上街要饭吃的饥民多得很，在文昌宫、关帝庙三个会馆里，每天饿死十多人。
石懋修回忆，饿死在大路旁的饥民也到处可见。这年三月初，父亲和他去赶后坝场，20多华里的大路上，来往看到的死人有12个。我们去的时候，看到路上偏偏倒倒的饥民还在走，转来时有的饥民已倒在地上了。那些尸体的大腿、臀部上被割得血淋淋的。还在路上走的饥民，衣服褴褛、骨瘦如柴，脸带黑浸色。两颧骨高耸，两眼深凹，两颊皮肉下垂，看一眼令人胆战心惊……(以上见石懋修回忆文章，载《四川文史资料集粹》第6卷)
1937年四川仍为大灾。1937年3月号《北碚月刊》载文：“懋功月来饿死的人，已有数百；合川每日饥毙者，全城达15人以上。”3月10日《新蜀报》报道：“武胜县每日饥毙人数，在400人以上。”4月14日天津《大公报》社评写道：“成渝公路两旁，为四川最富厚之区域，本年2月份统计，沿线饥饿倒毙之不幸同胞达3000余人；3月份之中，单成都至内江段五百里沿线，饿殍遗骸亦在300具以上。”《申报》载：“仁寿县各地有全家饿死者，南江第二区两月内即饿死二千余人。”
4月重庆《涪陵通讯》上记载一条全家饿死的悲惨消息：“本县鹤游坪王家沟居民谭九风，原有田十余亩，自耕自作。连年天灾颗粒无收，生活绝源。草根树皮，亦早经取尽。有三女二子，皆幼稚无知，先于正月将长、次两女饿死，二月初旬又将幼子饿死，夫妇五旬有奇，饥寒交迫，动举维艰，抱头痛哭，甚为惨凄。竟悬梁自缢而亡！”就这样，好端端的一家死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