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良善的军旅生涯是在新藏线上度过的。他原是阿里军分区叶城留守汽车营的一名专业军士，在1998年提干前，他已往返阿里280多趟。提干后，他仍带着汽车队翻喀拉昆仑，越冈底斯山，奔跑在这条险象环生的道路上。
军车不断更换，他还在这条路上奔波着，像是永远不会“磨损”似的，人们都叫他“铁人张良善”。多少次闯过死亡之门，他已无法记清。跑阿里的汽车兵经历过的生死考验、艰难困苦，他都经历过。别人没经历过的，他也经历过。
他说，要上昆仑、阿里的人就不能怕死，有时还得和死神较较劲儿。在世界屋脊行车，雪崩、塌方、冰陷、泥石流是家常便饭，往往是雪崩连着滑坡，塌方连着泥石流，并且就在几公里的路段上发生。这时既不能坐以待毙，也不能瞎冲乱撞。要学会抢道，该停则停，该冲则冲。葬身雪底也是死，能冲出去就捡条命。有时冲出雪崩区，再回头看看那轰隆隆而下的雪崩，你会忍不住“呵呵”笑出声来。
这就是阿里汽车兵谈论死亡的方式。这是由军人的勇武凝结成的对生命的自信。
入伍第二年，在前往什布其的马洋达坂，他遇到了某师参加施工的29台车。因为路太险，车队在高原跑得少，走到那里就不敢走了。张良善见后，袖子一挽，说，我帮你们。他把29辆车全开过去了。其他司机一一拥抱他，问，老班长，你是哪一年兵？他笑着说，不要叫我班长，我还是新兵蛋子呢。
1996年9月，张良善从狮泉河往600公里外的什布其拉材料，在这条路上马不停蹄地跑了1个多月。
昆仑和阿里似乎已拿张良善没办法了，也许是他的勇气把高原给征服了。“那条路是名副其实的死亡之路，我亲眼所见在这条路上死去的人就不下一个排，仅在麻札达阪第一个拐弯处死掉的就有好几个。但我每次上路就兴奋，我喜欢跑车。”他对阿里的路熟悉得就像自己手掌上的纹路，那每一个拐弯和坎坷都已刻在他的心里。
刻在这个硬汉内心深处的，并不止这些。他永远不会忘记1992年。那年10月，他即将分娩的妻子何桂丽因重感冒住进了医院。当时，要拉上山的油罐已准备好，次日一早就要出发。战友们说，小何病了，你跟连里说说，就不要上了。他说，连里已对我讲了，我说没事的，爱人只是感冒，到医院看看就好了。
车队刚到红柳滩，留守处就把电话打到兵站，让他连夜赶回去。连长找到他，说，小何的病可能有麻烦，你把油罐卸在兵站，马上开车下去吧。他说，车已开到这里了，三五天就可返回了，爱人只是感冒，想来不会有事的。
车到狮泉河，留守处把电话打到分区，说张良善爱人第二次住院，即将分娩，是难产，挺危险的。他听说后，卸完油，就连夜开车往山下赶。到了多玛兵站，留守处的电话也追到那里，问他是保大人还是保小孩。他一听这话，泪就滚了下来，哽咽着说，都要保，都要保，实在不行，就保大人。
他驾着汽车在高原上飞驰，大车要5天才能走完的路，他用1天1夜就赶完了。到叶城时，孩子已经夭折，妻子也因为大出血生命垂危。他在医院守了15天，在妻子弥留之际，他含泪问爱人还有什么话要说，爱人只是摇摇头，好半天，才流着泪说，以后，跑山上的路，要慢一些。
他悲痛欲绝地埋葬了妻子，然后去买了两袋水泥、一些沙石，要亲手给妻子立个墓碑。和着悲伤和愧疚的泪水，墓碑做好了。还没刻完碑文，他得知营里要往阿里送一批战备物资。当时，前往阿里的道路已被大雪封住，阿里被万重雪山围困，孤悬天外。这时闯阿里， 必须挑技术最过硬的司机。张良善主动请缨，他说，我要用这种方式表达对爱人的悼念之情。
他又一次战胜了阿里。从山上闯下来后，他在妻子的墓碑上亲自刻下了碑文。
没过几天，一封亲戚来信差一点再次击垮他。他妹妹在老家病故，老父难以承受失了儿媳又失女儿的打击，痛苦万分，哭瞎了双眼，不慎从楼上摔下，把腿摔断了。张良善欲哭无泪，但他知道自己除了战胜不幸，没有别的选择。
他背着墓碑，把它立在了妻子的坟前。他觉得，这墓碑显出了莽莽昆仑才有的份量。其实他明白，妻子的墓碑早已立在了自己的心里。
8年过去了，他不知多少次来看望妻子，坟前被踩出了一条小路。他觉得自己无论多么坚强，都需要来这里汲取一种只有爱才能给予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