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绍峰
股指期货何时推出，正大考着管理层的智慧。
2006年9月8日，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中金所”）成立之日，上证指数收盘1667.98点；76个交易日后的2007年1月4日，上证指数最高创下了2847.61点的历史新高。为了积蓄做空动能，机构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让上证指数狂涨了1179.63点，涨幅高达70.7%。
由超级大盘股拉动的70.7%的指数涨幅，对行将推出的股指期货并非幸事。股指期货是现货的对冲避险工具，当现货市场“危”如累卵时，股指期货的推出，毫无疑问将成为现货市场崩塌的导火索。而70.7%的指数涨幅，恰恰是机构觊觎做空暴利，通过“挟持”超级大盘股，变相“挟持”股指期货的结果。被“挟持”了的股指期货，推出时机的选择已变得艰难。
一方面，当前现货市场已积蓄了巨大的做空动能，股指期货的推出将会使可能变成现实。而“可能变成现实”的过程，不仅会给现货市场带来巨大震荡，容易酿造金融风险，引发社会不稳定，也会使股指期货从一问世起，就背负着投机的恶名，不利于股指期货的健康发展以及对定价权的争夺。
当前市场的做空动能，主要蓄积在两个方面,一是以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石化等为主的超级大盘股，其集体大幅飚升后蓄积的做空动能。以工商银行为例，自2006年10月27日上市以来，到2007年1月4日创下6.79元最高点，短短两个月时间，股价翻番，市净率超过4倍，市盈率也超过了40倍，远高于国际大银行股价2倍市净率、20倍市盈率的常态。尽管从中长期来看，工行的股价仍有不错的上升空间，但短期的大幅上涨，无疑在透支未来业绩的同时，也积累了巨大调整压力。而这个调整压力，正是机构为了攫取股指期货暴利，人为操纵的结果。这样的情况也同样发生在其他几只超级大盘股身上。由于超级大盘股的总市值在上海股市总市值中占有举足轻重的比例，比如，工商银行A股总市值13000亿（1月5日收盘价计算），占上海股市总市值的20%，而其实际A股流通盘只占上海股市的2%。因此，只要控制了这几只超级大盘股，实际上也就控制了股指期货涨跌的话语权。二是市值在沪市居第三位的中国人寿，其A股股价的高估，同样蓄积了做空动能。中国人寿以18.88元价格，97.8倍市盈率亮相A股，加重了超级大盘股对股指期货的“挟持”力量。上市后近40元的定位，更为股指期货推出后的做空留足了空间。中国人寿H股的近期下跌，已证明了这一点。如果其后回归A股的大批H股和红筹股，都如国寿一般以高市盈率发行，那么A股市场将具备较大的做空空间。值得警惕的是，境外资金虽无法大举进入国内市场，但可以通过拉抬香港股票市场上的股价，逼迫A股发行价接近H股或红筹股价，大幅提高回归A股股票市场的发行市盈率，增加做空动能，扰乱股指期货的上市，最终扰乱中国资本市场。
另一方面，在金融市场定价权争夺激烈的大背景下，股指期货不可能因为股指虚肿、做空空间大而迟迟不推出。目前，推出股指期货在技术上已成为可能。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在去年10月下旬召开的“中国金融衍生品大会(2006)”上曾指出，股指期货推出时机已经成熟，证监会将在2007年初推出股指期货。但到了2006年12月26日，尚福林在出席本报参与主办的“2006中国金融论坛”时，调子明显变化：股指期货的推出时间取决于各方的技术准备、投资者教育等准备工作，目前还不能给出确切的时间表。仅隔一日，证监会主席助理兼期货部主任姜洋说：“(股指期货的推出)原来我们想能够早一点，但现在觉得不能去抢。”从“2007年初推出”，到“不能给出确切的时间表”，再到“不能去抢”，管理层态度的微妙变化，体现了在大盘风险累积甚多的情况下，对股指期货推出时机的谨慎与理性。换句话说，在一个机构“挟持”超级大盘股对赌股指期货的狂热市场，以及下跌空间巨大的股指面前，股指期货如期推出，将有可能引发股灾，让挟持超级大盘股牟取股指期货做空暴利的机构阴谋得逞。
或许，中金所成立之际是推出股指期货的最好时机；或许在股指泡沫未起之时推出股指期货是最好时机。然而，这些时机都已过去。现在，当市场形成一致预期，并且准备了充足的做空“弹药”准备“迎接”股指期货上市的时候，没有时间表的“出其不意”，让某些别有用心的机构预期落空，或许是管理层当下推出股指期货的最好时机选择。为了避免股指期货推出时成为机构推动蓝筹股暴涨的动力，确保股指期货推出后能平稳健康运行，当前，管理层有必要借助近来大盘调整之机，顺势调控，降温机构狂炒超级大盘股的热情，挤除结构性泡沫，为股指期货顺利推出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