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大豆从来没有经历过今天这样的困局——堆积如山的库存大豆以及跌破种植成本的收购价格。
今年春天，黑龙江大豆种植面积已经减少25%。而以大豆为原料的当地油脂企业高峰期数量过百，目前能够断断续续开工的只有四五家，面对使用质优价廉进口大豆的非主产区的油脂企业，当地企业普遍难以招架。
占全国大豆产量二分之一强的非转基因大豆主产区黑龙江已经发出了警戒讯号，而这种讯号将波及整个国产非转基因大豆行业。
这种局面牵动了从豆农到加工企业，从地方政府到中央政府的各方神经。
5月中旬，国家发改委已经就大豆问题向国务院办公厅紧急上报“八点请示”，不久，国务院作出第一次批复。
7月中旬，国家发改委以6条意见落实国务院批复，其中由土畜进出口商会协办、中粮集团牵头的联合采购机制，可能成为其中“最有价值的落实”。这也是此轮大豆问题被提上日程之后，截至目前最新的决议。
8月2日，中央高层领导再次批示大豆问题。随后，农业部责成该部市场运行司、产业化办对大豆展开新一轮调研。
一场由发改委牵头，农业部、商务部、财政部等众多部委协同的拯救大豆行动正在展开。
中央部委密集调研
据记者了解，2005年六七月左右，政府高层已经开始关注此轮大豆危机，引发关注的则是一则外电报道，大体内容是外资已经大规模进入中国大豆产业，中国大豆产业将面临崩溃。
国家发改委随即责成国内三家大豆龙头企业前往北京汇报相关问题。此后至今长达一年时间之内，发改委相关部门对大豆做了多方调研。
真正将大豆问题推上决策日程的是今年5月份左右，发改委急送国务院的“八点请示”。
其中，包括逐步建立对外联合采购机制，形成一个或几个大豆采购同盟，协调大豆进出口数量、节奏和价格；同时在今后两年内将扩大中央的大豆储备规模，其中国产和进口大豆各占一半。
此外，还要建立大豆海外生产基地和供货渠道，锁定巴西等国的稳定供货渠道。特别是要完善外资并购政策，严格审批大豆压榨项目的审批。而且要发挥行业协会，比如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大豆分会、中国植物油行业协会的作用，加强预警与引导，其中运用期货等市场避险工具成为选择。
由于大豆问题涉及部门较多，当时还建议由发改委牵头，农业部、商务部、财政部、证监会、质检总局、海关总署、粮食局和国家外汇局参与的大豆产业部际协调机制。
6月，商务部和农业部联合调研组赴东北了解大豆的情况，据当时参加在黑龙江调研会议的人士透露，农业部的官员对东北大豆，尤其黑龙江大豆出现的减产、减量问题非常关注。而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的相关官员也随后在黑龙江的“优质大豆之乡”海伦市走访农户、约请政府官员调研。
7月，媒体披露了三份相关调研报告，国产大豆危局随即成为舆论焦点。
组合拳的折衷之道
既要履行世贸承诺，又要解决国内大豆种植产业的危机，发改委最终拿出了一套最新解决办法。
根据本报获得的最新消息，7月中旬，发改委再次就落实大豆问题提出了6点具体办法。
首先，由土畜进出口商会出面，中粮集团牵头，建立联合采购机制，其次，让大豆企业“走出去”建立海外大豆种植基地和供货渠道，同时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由商务部的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加强指导和协调；再者，由农业部负责市场价格，商务部负责进出口报告和信息，海关负责每月大豆进出口信息，加强预检和引导；然后，积极稳妥运用避险工具，主要是让企业适当运用期货，进行套期保值；最后，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定期召开会议分析大豆产业形势及存在问题，建立部级协调会议。
其中，市场人士认为，最有价值的当推建立联合采购机制。在这种机制下，国外的大豆要进入中国市场，必须经过联合招标采购，由采购同盟来协调进口大豆的数量、价格。这种机制有望使进口大豆的数量和价格稳定在一定的水平线上。
机制被认为一可以起到保障国内油脂压榨企业的作用，二是一旦油脂压榨企业稳定下来，能保障对农民种植的大豆的收购价格，稳定农户的种植生产，从而形成大豆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
但是建立联合采购机制，也受到一些质疑。国内一位油脂企业的人士认为，毕竟中粮集团本身自己就从国外进口大豆，这难以保证招标采购的公正性，同时外资本身就在国内拥有自己的油脂压榨企业，是否会参加招标采购就值得怀疑。
在这种情况下，有意见提出，在建立联合采购机制外，有必要成立代表整个大豆产业的大豆协会。记者在黑龙江采访中，大豆协会屡屡被提及，但是这些大豆协会全部是地市级的，还缺乏象美国大豆协会那样的全国性大豆协会。
农民则希望恢复和增加储备大豆收购。黑河市大豆种植大户何树文告诉记者，1998年到1999年粮食储备库还收过大豆，从2001年开始就再没收过大豆。
对于是否增加大豆储备，部委之间有不同意见。财政部、农业部认为，如果将中央的大豆储备规模由目前的约10亿斤提高到100亿斤，国家财政能否负担得起将是个问题，同时用大豆储备来调控国际市场，其政策能否达到预期效果亦不好评估。而发改委则认为，若要解决现阶段豆农售豆极其困难的情况，可采用临时储备的方式，此种方式并不会引发市场更大的波动。
一位农业问题专家告诉记者，从目前的解决办法来看，让企业适当运用期货，进行套期保值，走出去建立海外大豆种植基地和供货渠道，“对眼前问题起不到多大作用，远期可能有点作用。”
“大企业如中粮集团等国营企业可做到走出去，但是私营企业还不行。出去之后可能短期开荒，长期的改变就是包地之类。”该专家说。
对于各方的不同看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对记者坦陈，由于大豆问题牵涉众多，非常负责，目前的方案确实也只是一个“折衷之道”。
农业部的一位官员表示，大豆问题远比想象的复杂，争议在所难免。
从1996年开始，国家不断对大豆的政策做出调整，试图找到一种良性解决途径。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为了弥补国产大豆的不足，于1996年调整了大豆贸易政策。调整后的政策规定，我国对大豆进口实行配额管理。普通关税税率为180%，优惠税率为40%，配额内税率是3%。
但是，由于国内一些合资企业拥有独立进出口专营权，以至于一直执行是3%的税率。
这被认为是中国大豆放开的开始，可以说，中国大豆是最早放开的农业领域。
1996年前，中国大豆压榨企业在满足国内豆粕需求的同时，还大量往韩国和日本等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出口，1992、1994、1995年的豆粕出口量都接近100万吨。
因为配额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1997年中国进口大豆数量达到279万吨，而豆粕的进口数量更是增加到347万吨。
这个数据一直呈飞速增长局面——2000年中国大豆进口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
这一年，中国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 而在1995年以前，中国一直是大豆净出口国。
过度的进口也让高层意识到问题，2001年6月，农业部颁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次年又颁布了3个配套办法。
黑龙江九三油脂集团总经理田仁礼称，此条例的颁布直接刺激了第2年大豆进口数量的减少。
2002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按照当时的承诺，中国将取消对大麦、大豆、油菜籽、花生油、葵花子油、玉米油和棉花籽油的进口关税配额体制。
据了解，当时专家的观点五花八门——有的表示要把中国变成世界的大豆加工厂，进口美国的大豆就相当于进驻美国的国土，还能拿到美国的财政补贴，何乐而不为？有的表示按照世贸规则，我们农产品要全面放开，放开之后，农业怎么办？但事实上，对大豆来说，早已按照3%的关税执行大豆进口。
与此同时，农业部也开始了“大豆振兴”计划。由于政府的一种软壁垒的措施，2003年也迎来了大豆产业的黄金岁月。不论是豆农还是压榨企业，收入都非常可观，当时在黑龙江，大豆的价格一度攀升到每斤1.75元到1.80元。
在这一黄金岁月里，大豆潜在的危机被掩盖了起来。
2004年年初，整个国际市场大豆价格出现大跌，亏损甚至达到200元／吨左右。
这成为了整个大豆业的转折点——ADM、Wilmar、嘉吉、托福、来宝、路易.达夫等国际大豆主要供给商通过参股、控股等低成本扩张方式，大举进入中国大豆压榨行业。
即使此后政府采取了免除农业税、油补等政策，但由于中国大豆种植成本高、国际大豆供应商控制着国际大豆的原料供给，且很大程度上影响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价格的变化，中国的大豆开始陷入低靡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