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亲自考察过从中东到南亚的许多地方，目睹了大量生命的无效状态。道路两边总是站满了从七八岁到七八十岁各个年龄段的男人，就那样一脸茫然地站着，站在几十年没有清扫的垃圾堆上。满脸灰尘，表情麻木，只有眼白和牙齿是白的。当地的朋友告诉我，这么多人其实都没有技术专长，久而久之连劳动能力和劳动兴趣也失去了。这一切都是全方位的无效行为造成的。这样的地方，经济很少发展，社会很难前进，多少代也不能富裕起来。
第四，证伪能力。文化人格必须具备证伪能力，也就是证明虚假的敏感和能力。中国有一句古话叫“谣言止于智者”。这句古话已经表明，社会上什么东西虚假，首先提出怀疑的应是文化人。谣言总会生长，有人还乐于传谣，但谣言在哪里停止？谁是谣言的天敌？只能是智者，是文化人。遗憾的是，现在谣言流传最多的却是文化界。
证伪能力应成为当代文化人的一项非常重要的能力，因为当代社会的信息量实在是太大了，如果有90％的信息存在虚假，那我们的社会就太受委屈了。假信息通过文化方式进行广泛散播，连唯一可以信赖的文化都成了假信息的帮凶,环顾四周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相信,那我们活着就太可怜了。
一个文化人如果喜欢传播谣言，就应马上给他的人格打个问号、打个折扣。同时，衡量一个人是否有文化素养，也要看他是否具备证伪能力。
证伪的对象并不局限于真假。在我们生活中有很多东西未必是谣言,甚至也未必是虚假的,但被过分地看重了,改变了它们本来的分量,那么这种衡量标准和价值判断也就带有一定的虚假性,成了伪坐标。这种现象比谣言更普遍，因此更应该证伪。大学宿舍里经常有这种情景：上铺室友听到下铺室友说了一句他不那么舒服的话，就用一年半时间来与下铺室友对峙，十分耗费心力。其实，他建立的是一个伪坐标，因为事情实在太小，根本没有他想象的那样重要，一毕业，室友见面亲热还来不及呢。在现实生活中，类似的毛病屡见不鲜，不少人会把很多精力投注在伪坐标上。我真不好意思讲，很多教育文化界的朋友长期以来一直通过写揭发信的方式，希望把另外几个有可能被评上教授的同事告下去，然后自己当上教授，这真是伪坐标。还有一些作家，全部的奋斗目标就是争取当上一个区的政协委员。何苦呢？因为你是作家，写出作品来与读者交往才是你真正的坐标，其它都不重要。我在12年前辞掉了在当时看上去很不低的职位，为的就是用真实的行为去从事写作。此前，在写作过程中发现很多前人著书只是抄来抄去，有些地方根本没去过，他的老师也没有去过，只简单地从更上一代老师那里照抄而已。因此，我下决心要去证伪，而证伪的最好方法就是亲自用脚去旅行。
那年抵达伊拉克时，我们与国内完全失去了联系，如同绝境，总担心被追捕。特别是经过塔利班封锁的地区，每天都面临生死考验。在这种情况下，我所做的仍然只有一件事，就是证伪，亲自到一些地方看一些东西。比照以前得到的各种信息，作出判断。尽管看到的东西也可能只是一个片面，但是看到片面总比没看过好。
要十分感谢历来那些通过证伪来解除人们精神负担的文化人。细顾周围多少人还在伪坐标里无奈，多少人在谣言当中苦闷，多少人在虚假信息中激斗。那么，只有证伪，做减法，把它们证明掉，才能使我们的民族轻松起来。
第五，感性直觉。在人际交往中，我们常有这样一种经验：很多准确的判断往往首先由我们感性直觉做出的。这是因为，感性直觉里蕴含着太多的人格沉淀。
文化人格是一种整体合成，既包括理性，也包括感性。感性直觉不仅能够帮助理性做出判断，更重要的是，它是艺术、自然、生命的集中驻留处。缺少感性直觉的文化人格，必然是不完整的，破残的，至少是缺少魅力的。作为一个现代人，偶然听到并非熟悉的音乐，你马上停下来，因为突然有一种为音色和谐而产生的激动；你带着家人去旅游，在山间又突然停了下来，因为看到了满山枫叶，你已经陶醉。这种感性直觉，看似琐碎，却是文化人格中很可珍贵的东西。二战刚结束时，欧洲尚在废墟里挣扎，许许多多衣衫褴褛的欧洲人尽管还未找到家人，却纷纷走进破烂的音乐厅，开始用艺术来恢复饱受沧桑的心灵。相比之下，我们的民族就整体而言，缺少严密的逻辑思维，但在感性世界中也比较倾向于人生实用，较少上升到审美层面，因此社会上难得出现一种纯粹因艺术而生的感性激动。这是我们集体文化人格中的一个缺陷，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年代，更需要快速弥补。
需要强调的是，感性直觉要比一般的文化知识重要得多。比如，能够深入陶醉在音乐旋律之中，就比获得一些单纯的音乐知识诸如音乐家生平和相关背景资料珍贵得多。直觉表现出一个人文化素养的真实高度。中华文化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复兴，其实也包含在每个中国人的直觉中能沉淀多少东西，而这个沉淀又是否能被别人所直觉。直觉是本能的表现，因此也是人格的终点。
三、中国文化心态的转型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社会生活的变化也特别快，相反文化反倒显得滞后了。柯灵先生生前曾为“香港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大奖赛”书写了一个评委意见，被视作遗言。柯老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实在让人欢欣鼓舞，但是相比之下，中国现在的文艺创作状态实在是太滞后了。
我在前面说过，社会的快速发展，照理应有新的文化观念来引领，但由于我们固有的观念太沉重，既有几千年文化观念的压力，又有后来的极左文化观念的遗留，一直没有这样的文化引领。邓小平说：先做起来再说，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因为一争论，就会没完没了。
时至今日，文化界的人或者爱好文化、关注文化的人都明白，在经济转型加速的同时，亟需尽快推进文化转型，但是，显而易见，文化转型仍然存在严重的落差，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虚假文化。当文化觉醒时，文化站起来帮助整个社会；当文化落后时，需要大家来帮助文化。现在最需要大家向文化大喝一声的是：你可以一时做不出像样的东西，但绝对不可以虚假！什么是虚假文化？一部戏得了很多奖，但从头到尾没有一个观众是自动掏钱买票的，这样的观众就是不正常的、不真实的、虚假的。伪观众造成伪戏剧，这个现象目前国内还比较普遍。有些地方干部既不懂得管理金融，也不懂得造桥、修路，领导常常就安排他们去管理文化。文化不象经济工作那样有客观数据和国际标准，他们管理起来就毫无章法；我们又把文化的宣传作用看得过大，迟迟不敢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因此就更混乱了。混乱还要以评奖和欢庆作为掩饰，结果乱上加乱，难以收拾。
电影是个例子。《新周刊》说，我们国家每年评选出的很多电影，中国老百姓居然没听说过，更没看过，何来大奖可言？真是不可思议。一部电影的拍摄结束不是真正的完成，如同一部戏的排练结束也不是真正的完成。相声演员在台上笑个没完，那不是相声，能让观众发笑才叫相声；演员自己哭不行，要让观众掉眼泪才算。我们的文化，一直处于自己笑、自己哭，完全不理会观众是否接受的单向输出状态。自己评奖、自己吹捧，其实都还处于未被接受的未完成状态。把未被接受的文化当作接受，把未能完成的文化算作完成，这就是虚假文化。这方面，我觉得目前唯一可行的是走文化产业化和市场化的道路。市场化不见得能证明文化的优越，但比其它标准要可靠得多，因为文化至少可以面对大众，成为真实发生的文化，被真实接受了的文化。
其二，低效文化。在文字狱时代，比如雍乾王朝和“文革”时期，写错什么字都可能遭来批判乃至杀头之祸，在这样的环境下，为了独善其身，搞一点低效文化不仅允许，而且令人钦佩。但在现在这样的历史转型时期，社会各界正期待文化引领他们前进，如果再写没人看的书、演没人看的戏，一味做对社会没有丝毫用处的学术研究，那么就不足取了。低效文化必须引起警惕，不能任由它徒然耗费社会资源和人们的心理资源。
有些冷僻的学术问题作为一个阶段的研究还可以，怎么可以赖在那里做一辈子研究？博士论文的选题常常也比较狭窄和冷僻，那是为了给博士生提供基础训练，借以提高搜集资料和逻辑思维能力，但总不能把这种特殊的方式当作学术通例，老去研究古代一个会写诗的尼姑死时究竟是三月还是四月，而且一研究就是十几年，怎能不让人闻之而头脑发胀？这样的“研究成果”最容易用来申评教授职称、申请国家奖金，尽管其凭借的全部资料加起来也不过1000多字，而且研究的成效与正确性没有任何检验标准，因为此类课题的读者也许总共三、四人而已。
有些文化行为，本质上并不无聊，甚至还富于前瞻性和实验性，却被一种故意装扮的艰涩外形闹成了低效。我很纳闷，康德的文章很难懂，但终究还能读懂，而眼下一些文章明明用中国文字写的，为什么却左读右读还是读不懂呢？依我多年的写作经验，如果无法用中国文字写明白，就证明自己还没搞懂。我并不排斥真正具有精英思维的人，他们是时代的先锋，有些作品即使一时看不顺畅，将来也一定会被逐步接受的。问题是有些冒充精英的人，明明自己年纪很轻，却经常自豪地表白自己与世俗民众的水火不容，其实是对现代民众的无知。现代民众中很多都有大学文凭，不管是企业家、银行家、公务员，都可能有很好的文化素养。老怪罪他们看不懂你的学问，只能证明你害怕他们的检验。
一切真正的文化人应当更多地关注时代步伐，关注中国大多数民众的需求，关注根本性的一些大问题，这样就能促使我们的文化思考活跃起来，加快实现文化转型。
其三，争斗文化。现代社会不再提倡大批判，但争斗文化（又称大批判文化）好像一直是挥之不去的一个传统。很多文化人总习惯于在文化建设领域“破” 字当头，总觉得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永远横冲直撞。当然，不见得每个批评者都必须建立“立”的方案，但大家都在“破”，对好不容易出现的一点文化建设毫不珍惜，就让人很难过。
更严重的是，大多数“争斗文化”并不局限在艺术评论范围，而总是快速地去伤害别人的名誉和人格，造成文化舆论领域的一片乱象，为世人不齿。中国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可以建设的时代，争斗应该尽可能少一些而不是多一些。更何况多数争斗是以谣言为基础，根本不知道对方是怎么回事，只是乱想乱斗。这里可能有两个很大的误会：一是关于鲁迅，一是关于李敖。就鲁迅本人而言，由于卷入了争斗，他后期的环境使他不可能继续写出《阿Q正传》这样的佳作，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悲哀，一种遗憾。我们多么希望他能用早就非常成熟的艺术功力，写出更多更好的传世之作啊！后来，他专注写杂文，这与客观形势有关。我们不能把鲁迅看成一个不断骂人的人，进而使自己喜爱起骂人，喜爱起争斗来。台湾的李敖曾被关在监狱那么久，出狱后他骂国民党的独裁统治，骂那些害过自己、让自己的青春年华因坐牢而耗费掉的人。他骂的是过去的黑暗和落后，这与我们所要摒弃的争斗文化是两码事。如果把鲁迅、李敖的背景去掉，只会骂，便只能是一种大批判文化。如果有些年纪大的人学的是争斗这一套，现在一时刹不住车，尚可原谅的话，那么现代年轻人就不应该学骂人，而应该尽量在文化建设上多做工作。当然我们也不应该排除真正的批评家，但从根本上说，批评和骂人是两个概念。
建设中国文化，我认为必须从虚假文化、低效文化和争斗文化中摆脱出来，大力发展与之相反的、实实在在的、能够为广大群众所接受的、因而也为这个社会所需要的、着重于建设的新型文化。
需要指出的是，要做到这一点，单靠劝说不行，关键在于文化生态的转型。很多人的文化生态至今还没有转型，或只是局部转型。房子大、财富多只是物质生活的转型，但观念还没有转型，文化生态还没有转型。我国社会正在期待这样一代文化人，我也希望我的学生一代能出现这样的文化人：他们是独立自由的、有完整思想的、愿意面对中国广大民众并与之交流的、愿意在交流中改正自己的毛病、不断调整自我的一个文化创造群体。这样的群体是中国未来竞争力的精神纽带和人格背景。他们生活在一个不再互相制造大批判压力的人文环境中，不再把大量的青春耗费在虚假文化的哄抬中，耗费在低效文化和争斗文化的吞蚀中。这样一个群体的出现，将表明中国文化转型的基本完成，表明文化将开始对社会发展提供秩序和理念上的支持。
经济数字不管多漂亮也构不成一个民族终极性的目标。世界上有些民族尽管很富有，但得不到普遍尊重，这就涉及文化问题。能够获得尊重的一定是一个显现了自身文化魅力的民族。当然，传统的文化尊严要与现代的创造尊严联系在一起。中华民族整体在世界上受到文化意义上的尊重，这才是终极目标，才是最根本的竞争力。
每个中国人都应对中华文化转型和复兴有所作为，因为它实实在在地决定着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否很有尊严地行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