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要指出的是，占卜术的兴衰一向与社会政治的发展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只想指出一个现象，即唐太宗的禁“杂占卜”，发生在“玄武门之变”后他刚即位时（“玄武门之变”发生在武德九年【６２６】六月，禁“杂占卜”的诏书发布于三个月后的武德九年九月）；武则天禁断相书，在载初元年（６８９）六月[27]，三个月后的九月，她就改“载初”为“天授”、改“唐”为“周”，正式当了皇帝；而宋太宗的禁各种占卜术，也发生在“烛光斧影”后不久（宋太宗开宝九年【９７６】十月即位，十二月改元为太平兴国元年，十个月后的太平兴国二年【９７７】十月发布《禁天文相术六壬遁甲三命及阴阳书诏》）。他们的禁止占卜，实际是害怕天下士庶借占卜术来关心事变、预测形势、煽动人心，从而对统治构成威胁。
特别是在唐朝，私习天文星算、太一雷公等，在《唐律》规定的惩罚是“徒二年”，到唐代宗大历三年重申时依然如此。但是到了宋太宗的诏书中，这一惩罚变成违犯者“悉斩”[28]。到宋真宗景德三年（１００６）《禁天文兵书诏》，更明确说：“应元（玄）象器物、天文星算、相术图书、七曜历、太乙雷公式、六壬遁甲、兵书、先诸家历算等，不得存留及衷私传习。有者限一月陈首纳官，释其罪。令官吏当面焚毁讫奏。限满不首，隐藏违犯，并当处死。内有私为诳惑、言及灾异、情理重者，当行处斩。”[29]处罚如此严厉，当有特定的社会政治背景在，容笔者日后详作探讨。
但是我们同时要指出，如此严厉的措施并没有限制住占卜术的发展。占卜术在宋代仍然盛行并变得日益繁复。这就足以说明占卜在当时社会有它存在的价值，它对当时人的行为还发挥着或深或浅的影响。因此，需要我们在今后对历史上的占卜术，以及占卜与社会与民众的关系进行更加深入和更加全面的研究与探讨。
１９９９年７月初稿９月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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