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沪港文明将"接轨"？
来香港一段时间了，给我这个上海人最好的印象，不是别的，而是香港人的文明。每天上班，要换二部巴士，等车的队伍永远是那样地秩序井然，只要有二个人以上，必定会形成一个自发性的排队序列。在超市或街头，偶尔被人撞了一下，也会听到几乎是脱口而出的道歉声：SORRY！
这些东西，在香港人看来，乃属于做人的ABC，是一个现代文明人的起码准则。但在大陆，"精神文明"讲了多少年，恰恰在这些小地方，从来没有文明过。上海算是大陆公认最文明的城市，亦无法免俗。公共巴士来了，乘客一拥而上，讲的是丛林规则，你推我挤，谁孔武有力，谁就占得先机。争的也不过是几个破位子，但不去争一把，好象有点对不起自己。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争白不争。香港人很聪明，没有实际利益的东西是从来不去争的，更不用说争口气了。我经常注意到在香港的地铁中，座位空在那里，许多人宁愿站一会儿，而没有兴趣去坐一坐，令我大惑不解。
至于道歉，上海人简直比北约还当一回事，轻易不肯开这个口。撞了就撞了，我又不是故意的，你还要我怎么样？好象一声SORRY是个原则性的大问题，除非过错，决不道歉。有时候，你被撞了，遭白眼的还是你自己！谁叫你在乎，谁叫你计较，活该生气。
表面上，上海人很精明，一点儿不肯吃亏，连一个小小的座位、一声微不足道的SORRY，都不肯轻易放过。但正如朱熔基当上海市长时批评的，上海人精明而不高明。比较起来，香港人就高明得多，该争的就争，该让的就让。
上海人也有秩序的时候，那是在有权力维持的时候。每当上下班的高峰时刻，在公共巴士的终点站，有关部门会出动一帮退休的老头老太，戴着袖章，挥着小旗，拉起绳索，制造一个人为的排队秩序。但这个秩序，不象香港那样是自发的、在日常生活中自然形成的。假如没有那些代表了权力的袖章和小旗，上海人仍然习惯于"一拥而上"。
一个都市的文明程度，只要看其是否有自发的社会秩序就行。香港人守秩序，讲礼貌，富于职业精神，只要稍具公正心，都会承认香港人比上海人要文明得多。香港人的文明从何而来？这大概要归功于这一百年的法治。法治之下，人们服从普遍而平等的规则，尊重了别人的权利，才能获得自家的权利。权利的相互尊重，就产生了现代文明的秩序。
自发秩序之建构，非几代人的潜移默化而莫成。但若要毁之，三年足矣。以我这些年几次到香港的观察，香港的自发秩序非但没有长进，倒是有明显的退步。在地铁和火车站，如今好象也时兴大陆流行的"一拥而上"，全然无视"先下后上"的传统规则，更不要说排队了。站方煞费苦心在站台上划的上下客黄线形同虚设。至于行人乱穿红灯，也已经让人见怪了。
在自发秩序方面，上海虽然不及香港，但它正努力地与国际"接轨"，大有改进。然而，本来文明得多的香港，如今却不自不觉地与大陆"接轨"。在不远的将来，难道上海与香港真的在这方面会完全"接轨"？届时，是以上海的进步为标志，还是以香港的倒退为代价，抑或二者兼有？
二、 在香港找文化
我本来以为，文明与文化是一对兄弟，文化人必定文明，文明人也必定文化。来到香港以后，这常识竟然发生了问题。
香港人比上海人文明，此乃不争之事实。但香港人未必比上海人文化，这一点不服也不行。一般上海人，即使是一个开车床、纺细纱的蓝领，他的文化趣味与名牌大学毕业的、在高级写字楼里西装革履的白领也相差无几。走进上海人的家庭，仅仅从房间摆设上，你很难辨别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居室呢，还是普通工人的住屋？因为一般上海人有"媚雅"的癖好，即使看不懂，也会买一套《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放在床头，也许它要花掉一个月的工资，但饭可以少吃，百科全书没有万万不行，否则会被人讥笑"没文化"。"没文化"，在上海人听来，简直比被人骂"阳痿"还要刺耳。上海人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也像国人那样随地吐痰、乱抛纸屑、一拥而上，但就是比较有文化。
我不幸染上了上海人的顽癖，一来到香港就找文化。兰桂坊是大名鼎鼎的了，第一个周末就约朋友直奔中环。在我的想象中，兰桂坊应该是一条幽深的小巷子，沿着碎石铺的小径，缓缓上行，异国情调的酒吧、咖啡馆，一个比一个文化。到了兰桂坊，却让我大失所望：酒吧是正宗的，咖啡馆也属一流，但好象总是缺了点什么。
是什么呢？我回到家里，想了半天，才恍然大悟：兰桂坊所缺的，正是上海咖啡馆里那种不经意间流露的文化情调。李欧梵教授那年来上海，晚宴散去，一帮朋友带他去淮海路附近的两家咖啡馆小坐，一家叫"汉源书屋"，另一家名"上海，1931"。李教授一进门，就惊叹不已："为什么香港和台北就没有这样文化的咖啡馆？"可惜李教授上海去得早了一些，还未及领略新近开发的衡山路酒吧一条街，其号称上海的香榭丽舍大街----否则他的"双城记"故事又要重写了。
回过头再说香港。我又到报纸上去找文化。我在上海最喜欢看的，是文化新闻或评论。但翻遍香港的大报小报，却是只见"娱乐"不见"文化"：从子虚乌有的黎明为舒祺殉情，到紧追不舍的窦唯与王菲之婚变。好象艺人的新闻价值不再是艺术，而是隐私。我为明星的私生活成为公众消费的大餐感到悲哀，但更悲哀的是为香港：在报纸上再也找不到对艺术本身的重视。。有什么样的传媒，就有什么样的市民。小报也就罢了，难道大报也非得如此，难道在香港真的不再有一个真正有文化品味的社群？ 对香港已经有一番心得的上海朋友魏君告诉我，如今的香港，有上流的英语文化，也有底层的岭南文化。前者只认洋文，拒绝中文；后者认的是大陆同胞也看不懂的粤语中文。在香港，独缺的是精英的中文文化，而且越来越缺。过去还有五十年代从大陆流亡过来的文化人撑着，而今，这批文化人老了，后继无人了，香港也就不文化了。
文化不文化，外人很难置啄，但毕竟用的是同一种文字，文字是文化的标尺。我不敢说香港没有文化，毕竟还有那么多的作家，毕竟还有大张旗鼓的"香港文化"。但作为大众文化的标尺，媒体的文字最能说明一切。我经常在报纸上读到过令人啼笑皆非的文字。记得有一张还算有名的大报，在报道朱总理人大记者招待会时这样写道：朱熔基透露，他在俄国与叶利钦总统会见时，两人摸胸、熊抱、贴脸。我的老天，这样的"咸湿"文字怎么会出现在一本正经的新闻报道体中，而且无人见怪？难道香港的中文已经真的"咸湿化"了？
文化与文明是那样地阴差阳错，于是我自说自话地得出了一个结论：上海人文化而不文明，香港人文明而不文化。但我知道，这话说出来，大概两边都要挨批评。看来我香港呆不了，上海也回不去了。
三、开放而封闭的国际都会
作为一个国际大都会，香港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在香港呆的日子越长，我越来越发现，很难用YESH或NO来回答。
到中环、铜罗湾走一走，香港真是一个万国商品博览会，我本来以为这几年上海的商场大发展，与香港的距离应该所差无几。但休假回上海，重返淮海路逛一圈，用香港的眼光打量，即使是数一数二的"巴黎春天"时装百货，论款式，论品种，皆差之远矣！在购物上想赶上香港，恐怕上海还有一代人的路要走。
香港人不仅在物质上消费全世界，而且在娱乐上也是世界公民。我是一个电影迷，以前在上海靠每年进口的十部好莱坞大片解馋，几乎饿死；只能靠质次价廉的盗版光牒充饥。如今在香港，全世界的影片如八面来风，令人目不暇接，只恨春夜苦短，阮囊羞涩，不能一一大快朵颐。幸而我还不是音乐迷，否则要侍候接踵而至的各国顶尖乐团，肯定又是一项额外的苦恼。
香港寸土如金，但香港人舍得在公共建筑上拿大手笔。尖沙咀的香港文化中心，论剧场、音乐厅，似乎都不及上海新盖的大剧院和兴建中的东方音乐厅那样美仑美奂，但其空间宽敞的演艺大厅，气势是那样的轩昂高贵，又岂是小家璧玉式的上海大剧院可以比肩的？尽管后者出自法国名设计师之手，但上海人只肯拿出市中心人民广场一小块地，让其勉为其难，螺蛳壳里做道场。香港毕竟被大英帝国的贵族传统浸淫多年，最讲究空间气势。气势上压倒了来客，尊贵就自在其中了。
香港人在消费上是国际的、全方位开放的，他们的精神是否也如此呢？说到这里，我就不敢有太多的恭维。香港人很香港，只看到眼皮底下的那一寸土，少了一点国际大都市本该具有的全球意识。虽然香港的命脉与世界的联系丝丝相扣，但香港人好象是偏僻山庄里的一群村民，更关心的还是村庄里发生的琐琐碎碎，哪里出现了"校服色魔"啦，哪里巴士又压死了三个路人啦。有一天国内发生了一件很有新闻价值的大事，竟然也上不了电视新闻的要目，头条照例是邻村(澳门)发生的一起枪击案。
也怪不得电视台的编辑没眼光，他们其实很掌握一般香港人的口味：山外的事再大，也是小事：村里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中国大使馆被炸，总算激起了香港媒体的热情，大小媒体轮番轰炸。即便如此，香港市民的反映似乎也是平平。且不说一般平头百姓了，以我所在的大学为例，教授们反应之冷漠，令我实在吃惊。这点新闻，甚至连充当茶余饭后的谈资都没有资格，主题照例是买楼、马经或校园政治。都说大学是现代社会的公共领域，知识分子是人类良知的代言人。在香港，连大学的教授都如此本份、职业化，那么，又有谁肯出来管管山外的闲事呢？
一个香港的朋友感慨地对我说，香港好歹也算"国际"特区了，却没有多少人会真正关心国际问题，尤其在多半留过洋的知识圈。为什么呢？她分析说，是因为香港人向来没有能力在国际事务中置喙。在无力感的训练下，只能培养一群只看到自己脚底下的经济动物－－唯有自己的房子，才是最实在的。这位朋友很为这样的特区而羞耻。不知道她的说法对不对，我只能证实一点：我的家乡上海也有这样的功利主义毛病，但恕我直言，等我看到了香港，才发现上海的毛病还不算最重。
香港和上海真是一根藤上结的瓜，一对有过殖民地经验的难兄难弟。在如今的世界上，它们都算得上国际大都市了，又在暗暗较劲，看谁更"国际"。但香港人和上海人的精神骨髓里都有着一股与"国际"格格不入的小家子气、封闭的山民心理。两个都市在其他方面可以比试比试，上帝保佑，可千万不要在比俗上一争高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