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什么新进----毛泽东评点中国兵法（一） [复制链接]

清姚鼐《古文辞类纂》中收有欧阳修《为君难论》一文，此文从战国时期赵孝成王不用老将廉颇而任用新将赵括、秦王赢政不用老将王翦而任用新将李信致使战败兵失得出结论，秦赵二国之君“乐用新进，忽弃老成，此其所以败也”；并阐述说，“大抵新进之士喜勇锐，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听勇锐之语则易合，闻持重之言则难入也。”毛泽东读此评点到，“看什么新进。起、翦、颇、牧其始皆新进也。周瑜、诸葛、郭嘉、贾诩，非皆少年新进乎？”在毛泽东看来，事业的成败不在于人的新进老成，而在于人是不是贤、是不是有能，是不是为将之材。 注重为将之材，强调将帅作用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研究国家兴亡学说的中国兵法对此作了深入探讨。《孙子兵法》认为“道、天、地、将、法”是决定国家兴亡、战争胜败的基本因素，“将”是其中之一。贤能的将帅是国家的辅弼，辅弼的周全国家就强盛，辅弼的欠缺国家就衰弱，“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六韬》还指出，要把选人任将当作国家存亡安危的大事来认真看待，“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将者，国之辅也，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将不可不察也。”什么样的将帅才算的上是“国之辅”呢？《孙子兵法》指出，“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曹操称此为“五德”，注曰：“将宜五德备也。”为将之材要五德兼备，不可偏废。杜牧说，“盖智者，能机权、识变通也；信者，使人不惑于刑赏也；仁者，爱人悯物，知勤劳也；勇者，决胜乘势，不逡巡也；严者，以威刑肃三军也。”所谓“智”就是智慧，知识渊博，多谋善断，能正确认识事物，预见事态变化，有克服困难、解决问题、战胜敌对势力的能力；“信”就是诚信，言出如山，赏罚分明，有功必赏，有过必罚；“仁”就是爱人如己，珍惜生命，能与部属同甘共苦、患难与共；“勇”就是果敢，锐意进取，不避风险，不怕牺牲，尽守职责；“严”就是威严，严明法纪，严格执法，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孙子兵法》还指出，将帅在做到五德兼备的同时，还要做到“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这样的将帅才称的上是“国之辅也”、“国之宝也”。 辫贤去*，拨庸拔锐，选拔五德兼备的为将之材是中国兵法思想的重要内容。《尉缭子》说，“民言有可以胜敌者，毋许其空言，必试其能战也。”选拔为将之材，在进行素质考察的同时，也要进行实践检验，把可用之人放到实践中去锻炼、去检验。素质考察的关键要看是不是那块料，不能把“世俗之言”当作选人的标准。《六韬》说，“君以世俗之所誉者为贤，以世俗所毁者为不肖，则多党者进，少党者退。若是则群邪比周而蔽君，忠臣死于无罪，*臣以虚誉取爵位。是以世乱愈甚，则国不免于危亡。”把“世俗之言”当作辨别贤庸的标准，平庸之辈就会结党营私、拉帮结伙、互相吹捧、以虚名蒙蔽君主获取爵位，出类拔萃的人难免不因莫须有的罪名而丧失晋身之途，这样国家终将危亡。 白起、王翦、廉颇、李牧是战国时期秦国和赵国的名将，周瑜、诸葛亮、郭嘉、贾诩是三国时期的主帅及谋士。白起、王翦、廉颇、李牧最初都是以新进之士建功立业的，周瑜、诸葛亮、郭嘉、贾诩更是以“少年新进”立下功勋的。因此，事业成败的关键在人才，选拔人才的关键在能力。毛泽东曾说，三国时期，曹操带领大军攻打东吴，那时程普40多岁，周瑜20多岁，程普虽是老将，不如周瑜能干。大敌当前，谁人挂帅？还是后起之秀周瑜挂了帅印，结果打了胜仗。古时候可以破格用人，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破格提拔！他希望在新中国能创造一种氛围，让为将之材脱颖而出，层出不穷，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贡献才智，建立功勋。

毛泽东一生多次谈到汉高祖刘邦，称赞刘邦是高明的政治家，从他的谈论中我们可以领悟出一些深刻的兵法道理。1964年1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老粗出人物！自古以来，能干的皇帝大都是老粗出身。汉朝的刘邦是封建皇帝里边最厉害的一个。刘敬劝他不要建都洛阳，要建都长安，他立刻就去长安。鸿沟划界，项羽引兵东退，他也想到长安休息，张良说，什么条约不条约，要进攻，他立刻听了张良的话，向东进。韩信要求封假齐王，刘邦说不行，张良踢了他一脚，他立刻改口说，***，要封就封真齐王，何必要假的。……南北朝，宋、齐、梁、陈，五代梁，唐、晋、汉、周，很有几个老粗。”毛泽东还指出，刘邦是个大老粗，“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决策和用人是中国兵法探讨的重要内容。 中国兵法中讲的“计”、“谋”、“算”，说到底就是决策。《孙子兵法》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杜牧注，“庙算者，计算于庙堂之上也。”“庙算”指的就是在庙堂之上做出战略决策。“庙算胜”就是说在战前就要做出胜人一筹的决策。《尉缭子》也说，“兵有胜于朝廷，有胜于原野，有胜于市井。”“胜于朝廷”，就是说在朝廷上就要做出战胜敌人的决策。刘寅注，“胜于朝廷者，谋定也。”《六韬》认为，主帅心中要有主见，看到有利的时机，要抓住不放，毫不迟疑，大胆决断。用兵最大的灾害就是迟疑不决。“善战者，居之不挠，见胜而起，不胜则止。故曰：无恐惧，无犹豫。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莫过狐疑。善者见利不失，遇时不疑。”《虎钤经》也指出，正确的决策是取得胜利的必由之途。“战胜而欲必胜者，定谋贵决，机巧贵速，机事贵密，进退贵审，兵权贵一。”刘邦遇事能听取不同意见，果断决策，这与他的老粗禀性是密不可分的。 举贤任能，选将用人是实施战略决策的重要一环。《尉缭子》指出，一国之君在做出决策之后，必须要起用贤能之将去实施。不能起用贤能之将，而想占有天下，必定会落得一个亡国覆军的结局。“视人之地而有之，分人之民而畜之，必能内有其贤者也。不能内有其贤而欲有天下，必覆军杀将。如此，虽战胜而国益弱，得地而国益贫。”《三略》也指出，“夫主将之法，务揽英雄之心，赏禄有功，通志于众。……治国安家，得人也；亡国破家，失人也。”“夫为国之道，恃贤与民。信贤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则策无遗。”君主治国平天下，在于收揽贤人之心，得贤人者得天下，把贤人当做自己的腹心，任贤使能，这样战略决策才不致落空。《孙子兵法》还指出，将帅受命为将拥有临机制宜的权力，君主不能从中制御，“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尉缭子》也强调，将帅在军中拥有绝对权威。“夫将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主于后，无敌于前。”任用贤能之人为将，保证将帅行使职权，这是国家安定昌盛的重要保障。 历史上成就大事的老粗很多，老粗一般具有五个优点：一是思想没有框框，没有书生气，不教条，敢想敢闯敢干；二是爱惜人才，肯放手用人，不吝啬权力，能发挥人才的作用；三是尊重知识，听得进不同意见，从善如流；四是能吃苦，肯接近社会低层；五是从实际出发，不讲面子，不摆架子，不求小利，不图虚荣。这些正是中国兵法对统帅的基本要求。刘邦是个大老粗，但他具有非凡的胆识和卓越的组织本领，这是他获得成功的本质因素。试看今日天下，世界著名学府MBA出身的才俊遍布全球，但是他们之中又有几人能成为经济王国中的统帅？在经济王国中的成为统帅的不少倒是那些出身平民、身经百战的老粗。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曾背诵《史记》中刘邦说的一段话，“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粮饷，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并说，有这么一大帮人为刘邦出点子，这位老粗取得天下，自然不是偶然的。不要小看老粗，老粗能干大事。

《古文辞类纂》中收有北宋兵法学者苏洵《权书·项籍》一文，此文评述项羽用兵百战百胜，但其“虑之不长，量之不大”，不能把战略重点放在咸阳以制天下，虽胜犹败，最终导致垓下之亡；并由此谈到三国时期诸葛亮在战略上的重大失误，“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且彼未尝见大险也，彼以为剑门者，可以不亡也。吾尝观蜀之险，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兢兢而自安犹且不给，而何足以制中原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达之都，使其财帛出于天下，然后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椟而藏诸家，拒户而守之，呜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盗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认为诸葛亮把战略重点放在益州（今四川及云南、贵州部分地区）难以进取天下，是战略上的失策。毛泽东读此评点到，“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败。”从评点中可以看出，毛泽东不仅赞同苏洵对诸葛亮战略失误的批评，而且认为造成蜀汉灭亡的原因就是诸葛亮的隆中对。 隆中对是诸葛亮未出茅庐之时向刘备提出的谋取天下、复兴汉室的战略建议。诸葛亮指出，自董卓专断朝政以来，豪强蜂起，争雄天下。曹操战胜袁绍，拥兵百万，挟天子以令诸侯，暂不可与之争锋；孙权占据江东，历经三世，人心归附，贤能之人尽心效力，可以联合为援，不可以为敌。剩下可以图谋的地方只有荆州、益州两地，将军可在此建立根据地，安抚夷戎，修明政治。一旦天下有变，可命一上将率荆州之军向宛、洛进军，将军可亲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如此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从隆中对中可以看出诸葛亮为刘备策划的战略目标是恢复汉室，统一天下。具体步骤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占据荆州、益州，建立根据地；第二步是兵分两路，进取中原。 隆中对为刘备集团最初寻找立足点、建立根据地起到了积极作用，因而也对三国时期的战略走势产生重大影响。但是，由于隆中对在战略策划上存有内在的缺陷也束缚了刘备集团的发展，造成蜀汉政权短命。以中国兵法理论分析，隆中对的战略失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战略思想失略。“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中国兵法的思想境界。《孙子兵法》指出，“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摒弃战争、确保周全、双赢共惠是最高的战略准则，兴兵作战、攻城掠地、拼得你死我活是战略上的下策。《尉缭子》还指出，“战再胜，当一败。”在战场上取得了两次胜利其损失相当于打了一次败仗。因此强调百战百胜不算高明，不战而胜才算高明。隆中对的主导思想是“先战而后求胜”，把刘备集团引导到豪强争战的漩涡之中，不得不进行无休止的争战，在争战中寻求胜利，这是隆中对在战略思想上的失策。 二是战略选择不利。中国兵法认为自然地理条件是战略上的重要因素之一，只有占据有利的战略地域，充分利用地形地利条件才能保全战争的胜利。《孙子兵法》指出，“料敌制胜，计险隘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强调战略指导者要根据敌我强弱形势，选择有利的战略地域，利用地形地利条件做出正确的决策，远途作战后续不接难以取胜，有的地域得而不利、得而难守就不要争取。隆中对指导刘备集团谋取的战略地域是荆州和益州。荆州是战略上的必争之地，也即是一个是非之地，刘备占据荆州之后导致刘备集团在战略上始终处于被动局面，最终得而又失，损兵折将；益州地处边远，地势易进难出，不足以制天下。诸葛亮从益州兴兵，六次出征六次皆失，自然地理条件是其失败的客观因素之一。 三是战略措施不力。战争是以综合实力相竞技的事情，综合实力强的必定战胜综合实力弱的。“战者，以形相胜者也”。因此，中国兵法强调集中兵力，以兵力集中之势，战胜兵力分散之敌。为使弱势变为相对的强势，要掌握战争中的主动权，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使敌人的兵力相对分散，我方兵力相对集中，以集中兵力各个歼灭分散之敌。隆中对指出，天下有变则一路出秦川，一路走宛、洛，分路合击，并取天下。出秦川是走汉高祖刘邦打天下的老路，走宛城、洛阳是袭汉光武帝刘秀中兴汉室的成算。历史上刘备在占据荆州之后又西取益州，荆州由关羽驻守；占据成都之后，诸葛亮又进军汉中。这即是毛泽东评说的“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三分兵力使本已弱势的蜀汉政权兵力不得集中，国势分散，战而无功，最终灭亡。^{分页} 刘备得孔明，促使其避实击虚占据天下一隅，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这里有隆中对的积极因素，但更重要的因素是当时的历史大势使然。可以看出，隆中对缺少中国文化的底蕴和兵法思想的渊源，不是一个很好的战略策划，诸葛亮也不是一个高明的战略家。诚可谓隆中对有对无策，诸葛亮有孔无明。它较同时代郭嘉进言曹操的十胜论相差甚远。对于诸葛亮战略上的失误，当时的人就已经有所认识。诸葛亮的对手司马懿曾说，“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虽提卒十万，已堕吾画中，破之必矣。”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说，诸葛亮“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北宋时期的兵法博士何去非也指出，“孔明有立功之志，而无成功之量；有合众之仁，而无用众之智。”这些都是非常中肯的评价。毛泽东把刘备集团失败的原因归结到隆中对身上，一语中的，道前人所未道，独步古今。我们批评诸葛亮在战略上的失误，并不是否定他在历史上的贡献，而是以此探讨治乱兴亡中的道理。诸葛亮战略上的失误与他的人生境遇有直接关系。诸葛亮读书不求甚解，未出茅庐即受到刘备的礼遇和器重，少年得志，独上高楼，没有经历过大的人生磨难，没有对中国兵法不同层面的思想融会贯通，把握精髓。他告诉刘备走上刘邦、刘秀的老路就能复兴汉室、取得天下，真乃千古笑谈。中国兵法思想层面多、意境深，不同层面的思想在某些方面的表述是矛盾的，但整体是一致的。只有在人生曲折磨难的砺进中日积月累，才能领悟到中国兵法思想的意境和精髓。毛泽东也正是在人生的磨难中重视中国兵法的。

1959年 4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说，“希望大家看看《三国志》中的《郭嘉传》。郭嘉是三国时期的一位著名人物，是曹操的重要谋臣，才识超群，足智多谋，长期追随左右，出谋划策，功绩卓著。曹操则倚为股肱，常常问计于他。郭嘉三十八岁时病殁。令曹操十分痛惜。郭嘉足智多谋，而曹操能够问计于郭嘉等谋臣，听取他们的意见，果断作出决策，这说明他是一个知人善用、多谋善断的人物。”不久，毛泽东又在一次谈话中说，“世上没有先知先觉，没有什么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刘伯温。无非是多谋善断，留有余地。《三国志》里《郭嘉传》值得一读。郭嘉这个人足智多谋，初到袁绍麾下不得施展。他说袁绍‘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就跑到曹操那里。曹操说他‘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可惜中年夭折。曹操大哭。”《三国志·魏书·郭嘉传》裴松之注记载，郭嘉胸怀远量，匿迹修行，不与常人交往，所以当时并不知名，只是有见识的人赏识他。由此引发了毛泽东的感慨，说郭嘉是三国时期的一位著名人物。 毛泽东讲的实际上是智谋之士的人生境遇问题。智谋之士是不是多谋，能不能得到君主的赏识信赖；君主是不是善任，能不能礼贤下士、知人善用。这是中国兵法关注的重要问题。中国兵法认为，国无智谋之士不强，君无智谋之士不立，事无智谋之士不成，兵无智谋之士不胜。“有国家者，未有不任智谋而成王业也”。然而君主对智谋之士的信赖、智谋之士对君主的认知需要一个过程。智谋之士要多谋，谋划国家安危大计，预见事态发展大势，消除隐患于未发之际，匡正君主过失，解决疑难问题，辅主正确决策。君主要善任，以挚诚之心待智谋之士，隆礼重义，勿施以欺，勿施以诈，君无礼遇则智谋之士不至，君不挚诚则智谋之策不出，君主能否得到智谋之士、能否得到智谋之策全在于君主对治世大道的追求。周文王原是商王朝周部落的首领，周部落长期受商王朝的奴役欺凌，历尽艰险危难，后来按照姜太公的谋划才推翻了商王纣的统治；姜太公是一位具有高深谋略的人，长期不遇明主，以替人屠牛贩酒为生，年愈七十才遇到周文王，受到文王的礼遇，他辅佐文王、武王平定了天下。所以《尉缭子》说，“良马有策，远道可致；贤士有合，大道可明。”君主与智谋之士相遇，道合而志同，志同而情亲，治世的大道才可彰明。 郭嘉是历史上罕有的智慧之星，是值得学问家深入研究、艺术家大书特写的人物。最初他北上晋见袁绍，袁绍不能用，又投奔了曹操。他向曹操进言，论断曹操十个方面胜于袁绍：“袁绍礼仪繁多，常为形式所困；公从实际出发，体任自然，此道胜一也。袁绍割据一方，逆历史潮流而动；公顺应统一大势，奉天子以率天下，此义胜二也。东汉灭亡在于对待豪强过于宽纵，袁绍以宽济宽，不能整饬危局；公拨乱反正，以严治政，上下皆循法度，此治胜三也。袁绍外表宽宏大量，内心量小忌贤，所任用者唯其亲戚子弟；公外表简单严肃，内心机智英明，用人不问远近、唯才是举，此度胜四也。袁绍多谋少决，往往事后才能意识到应当采取的策略；公谋定即行，应变无穷，此谋胜五也。袁绍沽名钓誉，喜欢听奉承话，那些能言善辩外表上看德才兼备而干不了实事的人多归之；公以诚待人，不务虚名，以俭率下，有功必赏，那些有远见灼识、真才实学的人都愿意为公所用，此德胜六也。袁绍见到饥寒之人怜悯益于颜色，却不考虑那些从未见到的贫困百姓，谋划救国辅民的大计；公对眼前小事时有忽略，对待大事从不含糊，思虑所及不限于直接接触的人，恩德加于四海，此仁胜七也。袁绍不会用人，大臣之间争权夺利，疑惑丛生；公用人得法，使人各尽其力，不能相互倾轧，此明胜八也。袁绍以亲疏定是非，赏罚不明；公是非分明，赏罚有道，此文胜九也。袁绍声众势强，但不懂用兵要领；公精通兵法，能以少胜众，用兵如神，此武胜十也。”十胜论为曹操战胜袁绍平定中原奠定了思想基础。曹操曾说，“使我成大业者，必此人也！”视郭嘉为股肱，出则同车、入则同帐。曹操评价郭嘉忠诚善良，智慧渊深，品性美好，通达事理，过绝于人。有人曾非议郭嘉“不治行检”，郭嘉泰然自若，曹操见其有大丈夫意气，愈发敬重他了。郭嘉智慧渊深，通达事理，十余年为曹操出谋划策，动无遗失，过绝于人。赤壁战败，曹操又想起了郭嘉，叹息道，“假如郭嘉健在，我不至于落得这等地步！”更加深刻的领悟到了智谋之士的重要作用。
历史上智谋之士大抵有三种人生作为：一是为帝王之师或帝王谋臣，出谋划策，辅主成功，姜太公、张良、刘伯温是也；一是为帝王相将，躬身实践，匡扶宇内，曹操、李世民、曾国藩是也；一是为布衣书生，著书行世，人不知其详，黄石公、李筌、赵本学是也。郭嘉是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智谋之士，他的十胜论几乎涉及了中国兵法思想的各个方面，切中要害，言简意明，博大精深，古今罕成。毛泽东还指出，我说郭嘉是借郭嘉的事来说我们的党委书记，不要多端寡要，每天都在混混沌沌之中。毛泽东就是一位集古今智谋之大成的历史巨人。

毛泽东把《资治通鉴》看作是一部大相砍书，一生不厌其读，从中探讨中国兵法的思想。《资治通鉴·汉纪》记载，刘备的谋臣法正，主持朝政，多次利用职权行个人恩怨，有人劝诸葛亮禀告刘备，限制法正的权力。诸葛亮从大局出发，指出法正像羽翼一样，辅助刘备翱翔，不能因其有过失就限制他行使职权。“法正外统都畿，内为谋主，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已者数人。或谓诸葛亮曰：‘法正太纵横，将军宜启主公，抑其威福。’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法孝直为之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邪！’”毛泽东读此评点到，“观人观大节，略小故。”认为观人要从大处着眼，全面看人，不能求全责备，以小故摒弃贤才。 观人是中国兵法的重要内容，正确观人是任人的前提。《六韬》指出，君主观人有“六守”：一曰仁，二曰义，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谋。认为富裕而能够循规蹈矩，不胡作非为就是仁；尊贵而能够遵守礼法，不骄傲放纵就是义；重任在肩而能够信念坚定，不屈不挠就是忠；受托作事而能够公私分明，不隐瞒欺诈就是信；面对危险而能够大义凛然，不畏惧退缩就是勇；事繁多变而能够处置有序，应变无穷就是谋。“富之而观其无犯，贵之而观其无骄，付之而观其无转，使之而观其无隐，危之而观其无恐，事之而观其无穷。富之而不犯者，仁也；贵之而不骄者，义也；付之而不转者，忠也；使之而不隐者，信也；危之而不恐者，勇也；事之而不穷者，谋也。”守者，关隘、关键之谓也。六守者，观人之六点关键也；守者，守备、不失之谓也。六守者，仁义忠信勇谋，人具其一就不可弃也。“六守”的观人思想是中国兵法观人的基本思想，也是中国兵法观人思想中的精华，毛泽东也正是以此观点来看待法正的。 法正，字孝直，三国时期的智谋之士，《三国志》上称他“著见成败，有奇画策算”。最初他投奔刘璋，久不任用，被人“谤无行”，志意不得，只与益州别驾张松友善。后密结刘备，成功实施了刘备集团西取益州的战略意图，被刘备任为蜀都太守，辅佐刘备经治巴蜀。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曹操进兵张鲁，平定汉中。汉中是益州的北部屏障，曹操占据汉中后没有乘胜攻打益州，而是留下夏侯渊驻守，自己仓促北还。法正判断曹操此次出兵汉中，不是不想进军巴蜀，也不是力量不及，而是忧患所迫不得不还。“此盖天以予我，时不可失也。”他劝刘备出兵汉中，占据这块战略地域。刘备善其策进军汉中，夏侯渊败死。曹操在西征乌丸时得到汉中战报，不无感慨的说，“我本来料定玄德不会有此举动，必为人所教也。”法正辅佐刘备西取巴蜀，北征汉中，为刘备建立帝业奠定了基础。刘备称帝后，发兵东征为关羽雪耻，群臣莫能劝阻，大败而归。时法正已死，诸葛亮叹息道，“法孝直若在，定能制止主上东征，即使不能劝止也不至于落得如此惨败。”毛泽东读《资治通鉴》时评点的就是法正在蜀都太守任上的事。 法正量小失政，不足称道，但以一时一事观人更不可取。金无足赤，世无完人，十个手指不会一般齐。明智的领导者，常常见到人之所长，求其长而任人；昏庸的领导者，常常见到人之所短，责其短而弃士。善于观人的人，见到人之所长则知人之所短，见到人之所短则知人之所长。观人见短不见长是愚，任人避长不避短是蠢。任人之长者势益强，责短弃士者势益弱。倘若一个人在领导者眼里没有了缺点过失，各个方面就像组成木桶的每一块木头，这样的人很难说不是一个巧伪圆滑的诺诺奴才；一个人在群众眼里没有了缺点过失，十个手指一般齐，这样的人很难说不是一个庸碌无为的好好先生。峭峭者易折，皎皎者易污。“木桶理论”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求全责备理论。苏询在《衡论》中曾说，“先王之选才也，自非大*剧恶如虎豹之不可以变其搏噬者，未有不欲制之以术，而全其才以适其用。况为将者，又不可责以廉隅细谨，顾其才何如耳。” 管仲曾说，吾尝鲍叔经商，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与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遇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我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耻，知我不耻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观人观大节，选才贵适用。毛泽东也正是在一次“开除党籍”、两次撤销红军总政委职务的境况下，背着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被历史推举到党的领导核心的，从而才使中国革命走上胜利的征程。

失街亭、斩马谡是一件亦悲亦壮的历史事件，评书中说，京戏中唱，都以此来颂扬诸葛亮爱惜人才、执法严明。毛泽东则不然，他对此有独到的见解。《资治通鉴》记载：“初，越太守马谡，才器过人，好论军计，诸葛亮深加器异。……及出军祁山，亮不用旧将魏延、吴懿等为先锋，而以谡督诸军在前，与张合战于街亭。谡违亮节度，举措烦扰，舍水上山，不下据城。张合绝其汲道，击，大破之，士卒离散。亮进无所据，乃拔西县千余家还汉中。收谡下狱，杀之。”毛泽东读此评点道：“初战亮宜自临阵。”认为街亭之战诸葛亮应大军挺进，临阵调度，不应分散兵力、委责于人。 街亭之战是诸葛亮初次北伐时蜀军先头部队与魏军的一次交战。蜀建兴五年（公元227年）冬，诸葛亮在平定南中叛乱后挥师北上，集结汉中伺机北进。转年春，诸葛亮声言由斜谷道（今陕西省眉县西南）进攻眉城（今陕西省眉县），命赵云、邓芝占据箕谷（今陕西省褒城北）以作疑兵，自己则亲率大军直赴祁山（今甘肃省西和县西北）。在蜀军声势的震撼下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叛魏降亮，关中由此震动。魏明帝曹睿闻讯命大将曹真增援箕谷抵御赵云，命张合西进街亭（今甘肃省庄浪县东南）抵御蜀军先锋马谡，自己则亲率大军坐镇长安，企图一举歼灭无险可据的诸葛亮。赵云不敌曹真，战败而返。马谡与张合交兵于街亭，马谡据城弱不敌强，上山占据险阻以待诸葛亮大军北进。张合攻山不下，绝马谡水道，马谡断水兵败。诸葛亮大军行至祁山未与魏军正面交锋即无功而返，杀马谡以责其街亭之败。 诸葛亮初次北伐失利的原因不在于街亭之败，而在于诸葛亮用兵无法，调度失略。中国兵法强调，战略指导者要估量敌我强弱形势的变化，选择有利的时机，利用有利的地理条件，同敌人展开决战，战胜敌人。诸葛亮北伐之际，蜀汉的总体实力弱于曹魏。时因刘备去世，魏边关多年无犯，关中及陇右地区兵力空虚，守备废弛。这对于诸葛亮来说是一个天赐良机。诸葛亮本可以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率大军直取长安一举平定关中。但是，诸葛亮没有采纳大将魏延集中兵力攻取关中的建议，而是以赵云、邓芝为一部攻打箕谷，以马谡、王平为一部攻打街亭，自率大军驻足祁山，不能集中优势兵力战胜攻取,把本已相对强势的蜀汉兵力进行分散，变强势为弱势，致使马谡兵败街亭。张合围困马谡之时，诸葛亮当北进街亭，策应马谡，与张合展开决战，战胜张合。这就是毛泽东评点中所说的“亮宜自临阵”的关键所在。 诸葛亮对于自己的失误内心里应该是清楚的。 毛泽东在读《资治通鉴》“（太和五年）六月，亮以粮尽退军，司马懿遣张合 追之。合进至木门，与亮战，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乱发，飞矢中合右膝而卒。”时评点道：“自街亭败后，每出，亮必在军。”说明自街亭之败，诸葛亮已经吸取了教训。据《三国志》裴松之注记载，诸葛亮也曾说：“大军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贼，而不能破贼为贼所破者，则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两处战败，一人之责。一人者谁？亮自身也。诸葛亮初战失利的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他在战略指导思想上的失误，过于强调战争手段，主动进攻，穷兵黩武，缺乏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在平定天下中作用的认识。这一深层的原因不仅决定了诸葛亮初次北伐的失败，也决定了他整个北伐战争的失败。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说，诸葛亮“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这是非常中肯的评价。诸葛无谋，马谡冤死。 马谡，刘备之谋臣，从荆州随刘备入蜀，被任为绵竹成都令、越 太守。诸葛亮南中平叛，问计于谡，谡筹策征服南人之心。亮采纳马谡之策，纵孟获而南方平定。及马谡被斩“十万之众为之垂涕”，蒋琬也指责诸葛亮做了一件亲者痛仇者快的事。诸葛亮以马谡为先锋，令其孤军深入敌境，马谡上山是败，守城亦败，诸葛亮非任之也，弃之也。马谡是一位难得的智士谋臣，诸葛亮不能量才器用，裁定失中，“难乎其可与言智者也”。北宋时期的兵法博士何去非指出，“孔明有立功之志，而无成功之量；有合众之仁，而无用众之智。”毛泽东从辞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后开始研究战争问题，以一介书生投身革命战争，他从不讳言自己曾经打了许多败仗，不能带兵。遵义会议后他进入党的领导核心，从此导演了一幕幕战争奇迹。

明代冯梦龙编纂的《智囊》一书汇集了历史上近2000则智谋故事，令毛泽东爱不释手，圈点批阅。《智囊》在记述孙膑“驷马之法”处有一按语，“唐太宗尝言：‘自少经略四方，颇知用兵之要，每观敌阵，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彼乘吾弱，奔逐不过数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阵后反而击之，无不溃败。’盖用孙子之术也。”毛泽东读此评点道：“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在毛泽东看来，在总体处于弱势情况下，关键在于掌握主动权，致人而不致于人，从而造成相对的强势，以相对的强势敌相对的弱势，各个歼灭敌人，最终由弱变强战胜敌人。这是中国兵法的精妙之处，历史上以此战法驰骋天下的最杰出人物就是李世民。 李世民，唐高祖李渊次子，自幼聪睿过人，临机果敢，不拘小节，心智深远人莫能测度。十七八岁时随其父李渊奉诏征战，深入敌阵，独往独来，所向披靡。时群雄并起，天下蜂拥。李渊、李世民父子看到隋朝气数已尽，于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起兵，逐鹿天下。攻取长安后，李渊拥立隋炀帝孙杨有为帝，是为恭帝。恭帝封李渊为唐王，封李世民为京兆尹。李渊称帝后封李世民为秦王。唐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自称帝，是为唐太宗。李世民平生以礼下士，广纳英才，为盗为侠者皆能为其所用，贤能之士无不委身甘效死力。在李渊谋取天下的征战中，李世民武功最巨。唐武德元年（公元618）七月，薛举在泾州（今甘肃省泾川县）称帝。李世民率众讨之，无功而返。不久薛举死，其子薛仁杲嗣位，李世民再次兴师讨伐，与薛仁杲在折庶城（今甘肃省泾川县东北）对峙六十余日，敌众十余万人，兵锋甚锐，数来挑战，李世民按兵不动以挫敌锐气。至敌粮尽、两将来降，李世民才说：“彼气衰矣，吾当取之。”命庞玉先在浅水原（今陕西省长武县东北）南攻击敌人，敌将宗罗侯全军出战，庞玉先战败未溃之际，李世民出其不意亲率大军从浅水原北奄出，大败薛军，薛仁杲降。李世民与兵法家李靖探讨兵法思想时，曾说：“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孙武十三篇，无出虚实。夫用兵，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焉。今诸将中，但能言避实击虚，及其临敌，则鲜识虚实者，盖不能致人，而反为敌所致故也。”这既是李世民对中国兵法思想的深刻理解，也是他战争实践的高度概括。 孙膑的“驷马之法”源于《孙子兵法》的虚实思想。《孙子兵法》指出：“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兵之所加，如以段投卵者，虚实是也。”认为能做到从战争实际出发，因敌情的变化而变化，避实击虚，战胜敌人，就是用兵如神。无为虚，有为实。中国兵法上讲的虚实，一般而言弱、寡、饥、劳、怯、乱、不虞是虚，强、众、饱、逸、勇、治、有备是实。用兵的法则是避开敌人之实攻击敌人之虚。这关键在于掌握战略上的主动权，驾驭战争形势的变化，发现和制造敌人之虚，适时攻击。这是中国兵法思想的核心，李世民正是抓住了这一核心才做到了以弱胜强，百战百胜。 李世民一生南征北战，以弱敌强，屡建奇功，千古罕有。1920年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曾说，李世民是草莽英雄，“太原公子，褐裘而来”；晚年还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打仗要像唐太宗那样，先守不攻，让敌人进攻，不准士兵谈论进攻的事，谈论者杀。待敌人屡攻不克，兵士气愤已极，才下令反攻，一攻即胜。这样一可练兵，二可练民。”一再流露对李世民能征善战的赞赏。秋收起义失败后，在几千起义官兵中愿意再跟毛泽东走的只有七十二人，毛泽东就是以这七十二人为班底，以寡敌众，以弱胜强，在与强敌的斗争中不断壮大，最终走向胜利，干出了一翻震撼世界的事业。李世民与毛泽东相比逊色许多，千古中国能军能出李世民之右者，仅毛泽东耳。

《智囊·制胜》孙膑处记述：“ 魏伐赵，赵急，请救于齐。齐威王欲将孙膑，膑以刑余辞。乃将田忌而孙子为师，居辎车中，坐为计谋。田忌欲引兵救赵，孙子曰：‘夫解纷者不控卷，救斗者不搏戟。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耳。今梁、赵相攻，轻兵锐卒必尽于外，老弱罢于内。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冲其方虚。彼必释赵而自救，是我一举解赵之困，而收敝于魏也。’忌从之，魏果去邯郸，与齐战于桂陵，大破梁军。”毛泽东在此段文字的天头画了三个圈，评点道：“攻魏救赵，因败魏军，千古高手。”认为孙膑能够掌握战略主动权，驾驭战争，调动敌人，在运动中削弱敌人，战胜敌人，是实践中国兵法的千古高手。 孙膑，战国中期齐国人，《孙子兵法》的传承者。早年孙膑与庞涓同学兵法，后庞涓投奔魏国，任魏将军。庞涓自知能不及孙膑，荐膑于魏，庞涓又恐孙膑位过于己反而加害孙膑，断膑两足使其终生残疾不得为将。齐国使臣惜膑之才，把孙膑带回齐国，齐将田忌善待之，荐于齐威王，威王问兵法，拜膑为师。公元前353年，魏将庞涓率军攻打赵都邯郸，赵求救于齐，齐威王以田忌为将、孙膑为师出兵救赵。田忌依照孙膑的谋划，没有直接去邯郸救赵，而是引兵直取魏都大梁，攻敌必救，迫使庞涓弃赵回救。孙膑在桂陵设伏，战胜庞涓。孙膑一举既解赵国之急，又败魏国之师。公元前341年，魏国以庞涓为将大举攻韩，韩告急于齐。齐宣王问救早与晚孰利。孙膑指出，韩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我代韩而受魏之兵。不如阴固韩之志，晚承魏之弊，“则可重利而得尊名也”。齐王善其策，在魏韩交兵五战五不胜之际起兵攻魏，庞涓以疲惫之师与孙膑战于马陵，兵败自刎。 孙膑“围魏救赵”是运用兵法思想的辉煌战例。《吕氏春秋》上说“孙膑贵势”，何谓“势”？《孙子兵法》指出：“势者，因利而制权也。”意思是说，所谓“势”就是要根据战争实际创造出有利于己的作战态势。“因利而制权”思想的核心还在于“致人而不致于人”，即掌握战略主动权，这里面应具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处于主导战争全局的地位；二是能够在较大程度上决定自身的行动；三是能够在较大程度上主宰敌人的行动。唐代兵法家李靖曾指出，中国兵法千章万句，不外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孙膑“围魏救赵”的关键也正在于此，驾驭战争全局，后发先至，调动敌人，变被动为主动，掌握战略主动权。毛泽东对“围魏救赵”这一战法非常重视，对这一战法所蕴含的思想认识深刻。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其著名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论述外线作战灵活机动打击敌人时曾指出，“这就是‘围魏救赵’的办法”；解放战争时期，他创造性地运用这一思想，指挥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实现了人民军队由内线防御作战向外线进攻作战的战略转变，牢牢掌握了解放战争的主动权。 中国兵法是在天下倾覆，生灵涂碳中概括出来的学问，掌握中国兵法思想有两个必由途径：一是胸怀天下安危，躬身实践，在实践中舍得拿身家性命去拼赌，在腥风血雨中闯荡，获得胜利自然成为兵法大家；一是志心兵法研究，身罹磨难，在磨难中体悟兵法思想，在书本上钻研只能掌握中国兵法的皮毛，磨难才出真功夫，身罹磨难才能掌握中国兵法的精髓，在钻研过程中身受磨难、在身受磨难中反复钻研自然成为兵法通家。舍此两个途径不能掌握中国兵法的精髓，从书本到书本只能掌握中国兵法的言辞，夸夸其谈，无济于事。孙膑就是在研究中国兵法的过程中遭受嫉害，身陷窘境，磨炼出真功夫，成为中国兵法的千古人物。孙膑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躺在辎车上谋划战争策略的大军事家，这不能不让曾经躺在担架上谋划中国革命战略的毛泽东感慨赞叹。

《三国志·吴书·陆逊传》记载，吴将陆逊受命抵御刘备，众将各自骄傲自负，不听从陆逊的指挥调度，陆逊申明军法，以王命御众。“当御备时，诸将军或是孙策时旧将，或公室贵戚，各自矜持，不相听从。逊案剑曰：‘刘备天下知名，曹操所惮。今在境界，此强对也。诸君并荷国恩，当相辑睦，共翦此虏，上报所受；而不相顺，非所谓也。仆虽书生，受命主上。国家所以屈诸君使相承望者，以仆有尺寸可称，能忍辱负重故也。各任其事，岂复得辞！军令有常，不可犯也。’”毛泽东读此评点道：“此司马懿敌孔明之智也。”认为陆逊与司马懿相同，能够机智果敢，忍辱负重，假君御众，不辱使命。 司马懿，字仲达，河内温县（今河南省温县西）人。少时聪颖多智，有奇节，常感慨天下之乱，有忧天下之心。曹操闻之，纳为谋士。曹丕即帝位，委懿参与枢机政务。魏明帝时，拜为大将军。明帝太和五年（公元231年），诸葛亮北侵魏境，明帝对司马懿说：“西方有事，非君莫可付者。”命懿征讨诸葛亮，亮败退。明帝青龙二年（公元234年），诸葛亮率十万大军出斜谷（今陕西省眉县西南），筑防于渭水南原。明帝命司马懿抵御蜀军，诸将议驻守渭水北岸，以待蜀军渡河来战。司马懿指出，百姓积聚皆在渭水南岸，此兵家必争之地。于是引军而济，背水为阵，与蜀军对峙。司马懿对诸将说：“亮若勇者，当出武功，依山而东。若西上五丈原，则诸军无事矣。”认为此时诸葛亮上策是兵出武功（在今陕西省咸阳市西、渭河北岸），沿山东进；下策是西上五丈原（在今陕西省眉县西南斜谷口西侧），北渡渭水。诸葛亮不识兵略果然西上五丈原，懿料其必败。诸葛亮大军远道而来，利在速战，司马懿坚守不出。诸葛亮多次挑战，诸将欲与亮战，司马懿皆不从，按兵不动，静待其衰。亮无奈派人送给司马懿“巾帼妇人之饰”，以激怒司马懿出兵应战。诸将皆怒，欲与亮决战。司马懿知亮计已穷，佯装大怒上表朝廷请求决战，朝廷不允，并派骨鲠之臣辛毗杖节监军，不许魏军出战。司马懿的弟弟司马孚来信询问战事，司马懿复信道：“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虽提卒十万，已堕吾画中，破之必矣。”认为诸葛亮不通兵略，必败无疑。诸葛亮与司马懿对峙百余日，心力交瘁而死。蜀将自烧营垒遁逃，司马懿观蜀军营垒，知亮已死。当初辛毗临军之时，姜维曾对诸葛亮说：“辛毗杖节而至，贼不复出矣。”诸葛亮说：“彼本无战心，所以固请者，以示武于其众耳。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岂千里而请战邪！”司马懿能忍常人所不能忍，假借王命制御诸将是其智略的显现。司马懿更大的智略还在于不战，使亮自败。 中国兵法思想的主旨是“兵不顿而利可全”，追求以政治经济手段解决战争问题，不追求以战争手段解决政治经济问题。因此，中国兵法关注的首要问题是保全利益，把战争的危害降低到最低程度，谋取不战而屈人之兵，在战争中发展壮大自己。司马懿敌诸葛亮的主导思想也正在这里。诸葛亮不是司马懿的对手，司马懿称赞诸葛亮是“天下奇才”，当时百姓所说“死诸葛走生仲达”都是司马懿释放给曹魏集团的烟幕，曹魏集团才是司马懿的真正对手。司马懿的目的是，在与诸葛亮的战争中保全司马集团的政治军事实力，发展壮大自己。这才是毛泽东评点中所说“司马懿敌孔明之智”深层次的思想所在。 司马懿通权达变，战功卓著，对中国兵法有深刻的理解，把握中国兵法不同层面的思想，这和他的人生磨砺不无关系。当初曹操得知司马懿通谋略便荐其为官，欲纳为己用，懿不愿屈己附曹，称病推辞。曹操任汉相后，又派人召懿，并说：“若复盘桓，便收之。”司马懿惧怕曹操加害，不得不归附曹操。曹操察觉司马懿有雄才大略，又梦见“三马同食一槽”，因而对曹丕说：“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内心里戒备司马懿。因此，司马懿常常做一些养牛喂马的小事，兢兢业业，夜以忘寝，这样才使曹氏父子放过他。正是这段经历才使司马懿形成韬光养晦、胆大心细的禀性，辅佐曹氏四代，为魏重臣屡建奇功。毛泽东曾说，司马懿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看有几手比曹操高明。赞赏司马懿多权谋，善权变。

《南史·宋太祖本纪》记载，南北朝时期宋文帝刘义隆用兵不给将帅任何指挥调度权力，对敌作战皆按圣旨行事；将帅不能临机制宜，屡战屡败。“文帝幼年特秀，自禀君德。及正位南面，历年长久，纲维备举，条禁明密；罚有恒科，爵无滥品；故能内清外晏，四海谧如。而授将遣师，事乖分阃，才谢光武，而遥制兵略，至于攻战日时，咸听成旨，虽覆师丧旅，将非韩白，而廷寇蹙境，抑此之由。及至言泄衾衽，难结凶竖，虽祸生非虑，盖亦有以而然。夫尽人命以自养，盖惟桀纣之行；观夫大明之世，其将尽人命乎？虽周公之才之美，亦当终之以乱。由是言之，得殁亦为幸矣。”毛泽东读此评点道：“赵宋祖此弊法。”认为刘义隆统御军政，遥制兵略，不能授权任将，是用兵弊法；赵宋王朝仿效此法导致将不能军，士不能战，边患频仍，江河沦丧。
“赵宋”即赵匡胤建立的宋王朝。赵匡胤，五代时后唐天成二年（公元927年）生于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少时善骑射，周游四方不遇器重。后至襄阳寺中，一老僧语之“北往则有遇矣”，于是赵匡胤北上投奔了正在招贤纳士的后汉枢密使郭威。不久掌握后汉军权的郭威谎称辽军侵汉，率军抗辽，途中属下将黄袍披在郭威身上，拥立郭威为帝，建立后周。后周世宗柴荣即帝位，任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掌握后周兵权。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周世宗柴荣去世，其子柴宗训继位。转年赵匡胤效法郭威发动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宋王朝。赵匡胤即帝位后，深感兵权对皇权的威胁，恐惧权臣兵变的闹剧再次重演，“杯酒释兵权”解除了禁军重臣的兵权，建立了一套军权分立、兵将分离的军政体制，管人的不管事，管事的不管人，权力统归于皇帝本人，规定将帅只能按皇帝规划的成旨行事，不得临机决断。这种机制在其变革过程之中，对赵匡胤强化皇权统治、进行统一战争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一旦作为一种制度确定下来，就显现出了它的僵化和腐朽，致使大宋王朝国力军力衰微，自毁长城。宋太宗赵匡义继位以后，两次大举兴兵两次惨败而归，至此大宋王朝无力再战，丧权辱国，直至灭亡。 君主制御将帅是用兵弊法，兵家大忌。将帅是国家安危的主宰，君主必须授予将帅驾驭战争的全权，推之以诚，待之以礼，充分发挥将帅作用，将帅拥有独断决策、临机定夺、因敌制宜的权力；君主不能制御将帅行使职权，君主制御将帅行使职权是乱军取败之道。《孙子兵法》指出，“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孙膑兵法》指出，“得主专制胜”、“御将不胜”；《三略》也指出，“出军行师，将在自专。进退内御，则功难成。”都把君主授予将帅指挥调度全权，不制御将帅行使职权当作战争胜败的重要因素。这是“万世之法戒”。中国兵法摒弃君主制御将帅，原因不外有三：一是将帅身处战争前线，直接掌握战场对比情况和战争发展态势，随机决策更有针对性，及时准确，利于捕捉战机，掌握战略主动权，立于不败之地；二是树立将帅的权威，充分发挥将帅的主观能动作用，利于将帅协调指挥，令出一门，三军一体，提高整体的作战能力；三是避免君主决策失误，造成全局的被动和整体的损失。 君主放手任将，不仅要有识人之智、容人之量，更要有爱人之心、用人之略。君主不是在将帅行使职权上羁縻制御，而是充分发挥将帅的作用，在更广阔、更深层的地方驾驭将帅、激励将帅；让将帅成为君主座下的战马，战马驰骋天下，君主得意于天下。这是君主的真正应该做的事情，这是君主真正应该有的本领。毛泽东在他数十年的戎马生涯中十分重视对战争指挥艺术的把握，赋予前方将帅战场指挥临机决断的全权，充分发挥了前方将帅在战争中的重大作用。他认为在整体战略高度统一的前提下，前方将领必须发挥能动作用，自觉根据战场实际，机动灵活地组织作战，牢牢掌握战争主动权，确保实现中央的战略意图。宋太宗赵匡义在对契丹的战争中秉承“弊法”制御将帅，被毛泽东称作“无能”、“此人不知兵”，极力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