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江平：华尔街最出色的华人投资者 [复制链接]

　　2008年01月23日  《中国企业家》杂志

　　江平：亲历“伟大的博弈”

　　这位当今华尔街最出色的华人投资者，深谙所谓“货币战争”中的游戏规则，他会叶落归根吗？

　　文/本刊特约记者 吴莹

　　与索罗斯、巴菲特、罗杰斯等全球金融投资圈内响当当的大牌们相比，江平更像是个潜在华尔街职业投资圈水底的投资高手。

　　他在最近一年的声名鹊起源于美国专业杂志《交易员》月刊的一份榜单。根据该杂志2007年4月的评比，赛克资本管理公司(SAC)董事总经理江平以1亿至1亿五千万美元之间的年收入跻身“百位顶尖交易者”。难得的是，榜单上收入过亿者几乎都是拥有巨额资本的对冲基金老板，像江平这样全凭交易业绩入选者实属少见，而这也是这份全球金融精英名单里，第一次出现华人的名字。

　　2007年中国的金融谈资众多。从楼市到股市、从猪肉到柴米油盐，资产价格与消费品物价双双攀升；一本《货币战争》悄然高踞畅销书排行榜。

　　在赛克资本位于纽约曼哈顿的办公室接受《中国企业家》专访时，10多年来出没“货币战争”前沿阵地的江平认为，所谓有组织有预谋、政府与大银行联合发动的“货币战争”的说法与其说是惊天的发现，不如更像是外行的臆想。他认为，过多地强调“货币战争阴谋论”，对于中国融入国际金融体系并没有好处。

　　但江平密切关注持续下跌的美元和中国外汇投资由此面临的严峻挑战。不久前纽约举行华人金融协会年会，江平以一篇主题为“弱势美元与全球投资的挑战”的演讲，引起华人金融圈小范围的震动。江平说：“人民币将逐渐崛起为一种世界性货币，其与美元的伟大博弈将会是我们一生中亲历的最具历史意义的事件之一。”

　　42岁的江平书生模样，略显瘦削，目光炯炯，带着时刻处于火线的那种警觉状态。

做空美元

　　雷曼兄弟是江平华尔街生涯的起点。

　　1995年，雷曼兄弟因墨西哥比索贬值受损，信用被降级，公司的拉美外汇交易部名存实亡。刚从斯坦福大学进入雷曼的江平最初只是在技术支持部门工作，并非一线交易员。一次某位客户来雷曼询问某个结构复杂的日元衍生物价格。要知道，公司交易员和分析师一般依赖系统模型、基于纽约市场普通衍生物价格计算结果。但当时没有任何日元衍生物背景、也没有接触过公司衍生物模型的江平通过心算报出价格，早于模型计算结果20多分钟，两者误差很小。在场的一位高级交易员当即决定邀请江平进入交易部门，指派他去做在旁人看来生存机会几乎是零的比索交易。

　　江平逆流而上，每日工作十七八个小时，不论是吃饭、睡觉、走路，他时刻在琢磨对手与自己所做的交易。仓位积累多了后，江每天将交易数据打印出来，一有空就读，硬是将十几页纸几百个衍生品交易细节默记心上，对每个仓位细节了然于胸。

　　江平对数据的敏感与分析能力是惊人的。在中国科技大学读书时，江平曾两度参加全国大学生围棋比赛，每盘棋多至三百多手，而江平自称他脑子里可记几十盘棋，重要比赛经过一年多都记忆犹新。“每一手棋都有逻辑，每一局棋都有生命，怎么可能忘？”

　　江平是罕见的兼有短线套利经验与宏观判断的职业投资经理。

　　对于美元大势江平早有判断。“纳斯达克在本世纪初的崩溃，不仅仅标志着股市的衰落，它预示了一个庞大帝国衰落的开始”。

　　从2000年起，江平便开始做空美元，可是一开始进展并不顺利，因为美元在美国高科技泡沫破灭以后，出人意料，不跌反涨。在最困难的时候，欧元兑美元(1.4518,-0.0094,-0.64%,吧)跌至0.8250，加元兑美元则跌至1.60，华尔街几乎无人再做空美元。但江平通过灵活的短线交易以及高超的衍生物交易，尚能保住部门赢利。

　　一直坚守到2002年下半年，欧元、加元、澳元等由底部回弹，江平立刻全力出击，发起反攻。

　　在这个过程中，加元逐渐成为他做空美元的首选货币。由于人们对加拿大长期的偏见，在2002年底欧元已升值20%，回到1.00时，加元兑美元还在1.58附近探底。江平看好加拿大丰富的资源，特别是能源，他认为加元一旦走出谷底，潜力将超过欧元。到2003年2月，他感到有人在1.52附近护盘，试图阻挡加元的势头。“逆历史潮流而动者必败。”江平作出了少有的正面进攻的决定，“有时我抛出上亿美元，就可使加元升值数十个基点。我立刻知道，护盘者虽然资金比我大得多，但做贼心虚，不堪一击。其所护的美元价位一被击破，将一去不复返。”

　　江平不隐讳他在这个过程中仍有判断失误、损失惨重的时候。夏季，美元持续三个月反弹，同时全球国债大跌，做空美元的江平损失6000万美元。但由于出色的短线交易，更由于他手下三个印度籍交易员在拉美局部地区频频获胜，即便是在8月底时他仍是雷曼全球2003年度利润最高的交易员。当时，他判断美元反扑至此已是强弩之末。即将召开的七国集团高峰会将明确弱势美元的目标，更多投资者将因此加入抛售美元阵营。更重要的是，他感到市场上一片鸦雀无声。他知道很多做空美元但不善于控制风险者已全军覆没，在投行以及对冲基金已找不出一支像雷曼一样主力未受损且已在局部积蓄力量准备反击的正规军。他向高层上表出师，但由于种种原因，有一位伦敦高管未经最高层讨论便下令全面清仓，造成巨大损失。江平遂萌生离开雷曼之意。

　　时至今日，江平忆及当年历经四年、屡败屡战、却被事实证明判断准确的做空美元一役，说道，“我那是在顺应历史，创造历史”。

与华尔街主流保持距离

　　有意思的是，从虎口拔牙般的投机套利交易摸爬滚打出来后，江平转而信奉长期价值投资。2005年开始，已转战赛克资本的江平带领团队在拉美、东欧播种，于2006年收获极大，其时他认为已足够抵御任何市场风波，其仓位可转为长期投资而不须每日避险。

　　2005年-2006年，江平在A股、B股低迷时大举入市，赢利后，2007年5月，江平在上证综指四千多点时开始在A股减仓，转而加强对香港及海外上市的中国公司的投资。他的判断是，大陆政策会更为开放、投资大军已兵临城下，华尔街少数人将为做空“港股”付出巨大代价。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江平此次在与华尔街唱空“港股”的力量的对峙中告负(不过就在江平清仓后不久，港股却迎来大涨，这已是后话。)。

　　2007年，江平迎来他交易生涯中首个亏损年头。虽然百分比不高，但由于资本量大，损失绝对值不小。

　　但江平仍坚持他与华尔街主流的距离感。他说，他自己基本不看华尔街的分析报告而靠自己团队对数据进行独立分析。目前江平率领的赛克全球投资团队约有20人，每人负责一个领域，江平每周阅读自己团队成员厚厚一堆的研究报告，有的时候研究报告太多，时间紧张，他就在边走路或边吃饭时让研究员在电话中读研究报告。常常，江平所作的宏观判断来自于他对社会现象的观察。在谈到中国今日与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比较的问题时，他会随口提到一个关键而并未被大量谈及的人口出生率数字，点出劳力市场变化即将对于资本回报率产生影响。

　　在外汇市场不受华尔街干扰而保持冷静的判断非常难。至今看来，甚至连索罗斯在外汇市场上总体赢利亦甚为有限；巴菲特2003年-2005年做多欧元、日元，业绩平平，最近他转投新兴国家货币已是晚了一拍，而选择巴西则有再度跟风之嫌。江平认为华尔街力挺巴西打压阿根廷，目的在以便悄悄换手，他经过独立分析认为“南美真正的价值在阿根廷”。

　　说话间，江平手下的一个研究员拿来份报告，是有关中国三大石油公司(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相对业绩以及华尔街的评估历史。

　　江平指着这份报告指出，他从2000年开始就看好石油，特别是中国的石油股票，但某些华尔街公司却一度表面唱空他们私下里看好的石油，甚至使劲唱空中国国有石油公司。他说，从2001年底到现在，投资这三大公司的平均收益(不包括红利)是10倍到11倍；如果每年年底做调整，在三大公司中只投最不被华尔街所看好的公司，则收益可达23倍；反过来，如果只投最为华尔街所看好的公司，则收益仅为4倍多！江平从2000年开始买入中石油股票，如将分红再投资计算在内，至今已涨了15倍——这是他投资生涯中所持有的涨幅最大的金融资产之一。

　　当然，江平认为，“这仅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并非凡事都得反着华尔街，但必须独立分析调研。在华尔街投资银行与对冲基金打拼十多年，江平宁愿将华尔街看作一个为利驱使、贪婪险恶的江湖。在被问到今天的中国国家投资公司该寻求什么样的投资机会时，江平稍一停顿，说：“机会与陷阱并存，你要先听哪个？”

　　“重要的是加强自己的研究能力，而不是盲从华尔街时尚。如果人云亦云，容易上当。”

愿为中国金融崛起作“步卒”

　　在江平看来，华尔街一些金融机构貌似强大，但受短期利益驱使，薄弱环节也很明显。比如在资产管理方面，部分基金利用普通投资者的缺乏经验，以圈钱为目的，不停地推出时尚产品，迎合大众。1993年基金经理们大肆推销新兴国家基金，1999年及2000年他们则配合华尔街券商推出各种高科技基金，如今又大力推销印度基金、贵金属基金等，投资者如一味跟风则利益受损。

　　江平希望创立一个新的基金，采用与华尔街不同的激励机制，将投资者利益放在首位。这一基金将以体制化的形式，鼓励基金经理追求长期高回报。江平说自从他最初披露这一想法后，已有多家欧美机构投资者以及众多海内外华人投资者表示出浓厚兴趣。

　　江不怕起点低、资金小。自雷曼兄弟“比索一役”之后，他招收的部下，几乎都是来自中国和印度的数理专业的年轻学生，许多都来自金融机构内的技术支持部门。就是这样一支“貌不惊人”的团队，在江平率领下从比索衍生物打开突破口，继而在墨西哥和阿根廷之战中击溃数十倍资本联手围攻，然后投资全球货币、国债、股票及能源，一度令雷曼外汇部门由弱至强。

　　但江平心中仍有遗憾。虽然他手下的团队绝大部分是中国人，筹划中基金将来大部分研究工作亦准备在大陆执行，但由于政策等种种原因，公司仍可能注册在海外，多家外资机构可能会持有部分股权。而江平本人非常希望能将公司直接成立于祖国大陆，与国内金融机构合作。

　　他认为，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人才素质不亚于任何发达国家，海外金融界也有众多学识精深，经验丰富但又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尽展才华的华裔专业人士。中国资本市场日趋规范化、多样化，中国金融事业发展已开始起步。在此基础上成立本土机构，实施“全球集资，中国管理，全球投资，中国决策”，时机已经成熟。

　　2007年全球金融一大景观是国家主权基金的崛起，其中广受关注的便是中国国家投资公司的成立、以及其接连出手的投资。于江平而言，中投是个报效祖国的机会吗？

　　江平在美多年，一直保留中国国籍。自2004年以来，江平多次与国内有关方面接触，寻找直接服务中国的途径。“虽然每次接触都有收获，但扪心自问，自己虽有一技之长，但对担任金融机构领导职务是否称职还是有些顾虑。”江平很关注中投动向及其策略，但他说目前所作的，只能是“献计献策”。

　　他说他在雷曼的经历某种程度上可供以中投公司为代表的走向世界的中国金融企业参考，当先取边角，以图立足；继之积蓄力量，并争取在局部以优势出击；当团队逐渐成熟，中国拥有自己的雷曼、赛克，乃至高盛、大摩时，方可伺机在资本市场上与欧美全面竞争。“所谓‘金角银边草肚皮、高者在腹’。”江平引用围棋中的两句术语说。

　　江平曾为中投有关人士建议，建立小的交易训练场，建立类似大投行交易台的结构，分外汇、股票、期货交易等部门，招小兵，给他们小资金实战演习，训练独立承担风险和失败的能力，训练结构模型和数据分析能力。

　　江平表示，如果有朝一日真要替国家操盘，习惯特立独行的他希望要有“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般的信任与操作环境。“给我一个营也好，一个排也罢，给就给了，我无法保证打胜仗，但保证全力以赴。”江平郑重说道。他反复强调金融投资不能依赖外包，而要拥有自己的团队，中国金融走世界目前最需要的就是久经沙场的兵将，如果条件成熟，他愿意身先士卒、冲在一线。

　　江平不认为自己超级幸运或者天才，能取得成绩不过是做事比较专注投入的结果。他长期保持每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每天睡四五个小时，如今业余时间打太极拳强身健体。顶着赛克董事总经理头衔的江平，仍然保持着一线交易员的作风，在他曼哈顿中城的办公室里，他甚至没有一个玻璃门隔开的单独小房间，而是与团队其他交易员研究员坐在一起。在他的办公桌上有8台电脑显示屏，各种金融数据库和技术图线闪烁，一台直线电话通往世界各主要交易市场。这就是他的阵地。

　　几个没有被金融数据图形占领的电脑屏幕上，都是儿子替他设置的足球球星屏保图片。
中国金融如何介入全球？

　　江平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建言

　　不断增长的外汇储备正在将中国国投这样的新兴国家主权财富基金推到国际金融市场的前台，与“资本大腕”们同台竞技。江平身为这场博弈中深谙游戏规则的老兵，目睹崛起中的祖国正在加速融入全球资本市场，挑战、机遇与陷阱同时展现。

　　在战略上我们要有必胜的信心，但在战术上我们仍需谨慎。一个国家资金大并不等于强。日本曾携重金登陆美国，并曾风光一时，但结局却被华尔街杀得丢盔卸甲、溃不成军。究其原因，第一是上世纪80年代日本以岛国暴富之心态，忘乎所以，贪功冒进。90年代“大和”、“住友”、“野村”等金融巨舰先后沉没或重创便是出于这个原因。第二是他们没有建立自己的团队，而是依赖外包、合资或高薪挖角。稍经挫折便树倒猢狲散。金融事业要靠子弟兵，不能靠雇佣军。

　　中国资本走出国门，机会与挑战并存。最需要注意的是全球资产相对于美元已大幅升值，美元已不再明显高估。有很多市场已出现泡沫，风险极大，投资新兴国家尤其要谨慎，要具体分析每个国家的内在价值，对像印度这样受华尔街热捧的市场要特别警惕。股市方面，发达国家的估值比较合理，而中国一些在海外上市的公司仍有潜力。从外汇市场来看，以中国，俄国，阿根廷为代表的新兴国家潜力最大。从债务来看，大部分新兴国家经济基本面都比发达国家好，但其主权债务利息都高于或远高于发达国家。至于发达国家的公司及房屋货款债务则必须具体分析。

　　中国在海外投资，会面临一个反向选择障碍：我们做错了选择，外国政府将绿灯大开，而我们做对了选择，外国政府将寻机封杀。中海油收购美国尤尼科石油公司时，虽然华尔街在唱空石油，但美国政府清楚地知道石油供应形势严峻，石油行业整体被低估，故他们找了个借口封杀了这一收购行动。美国曾一度有强烈的反日情结，但日资在80年代房地产泡沫顶峰大举收购美国标志性房地产，或90年代末收购美国高科技企业时，美国政府却乐观其成。

　　中国对外投资在遇到挫折时，怒而指责华尔街或西方政府并无济于事。关键是应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比如在尤尼科收购失败后，应该立刻意识到，全球的能源资产虽已大幅升值，但与能源供求的现实相比仍然低估。据此如果将收购尤尼科的资金有选择地投向公开市场上的能源股票，应足以取得不亚于尤尼科收购成功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在将来的某一天，我国仍可将这一经济利益转化为战略利益。

　　新加坡国投、以及中国某些金融机构曾在国际市场上调动巨大资金护盘，这与“价值投资，不战屈人”的原则背道而驰。护盘是缺乏自信的表现。而动用数十亿国家资金死守一个点位则是极度的不负责任。虽然护盘者有时可赢得蝇头小利，但风险极大，历史上几次重大丑闻皆与护盘有关。

　　(采访并整理：吴莹)

江平的华尔街梦－逆向投资取胜华尔街(ZT)
　　“因为有危机才有波动，才能有恐慌，才可能抓住机会。”危机中的逆市而动成就了江平的华尔街梦。
　　美国经济学教授马尔基尔（B.G. Malkiel）是国际投资界的著名人物，其股票投资著作《漫步华尔街》是至今世界股票投资界最畅销的好书。在该书中，马尔基尔介绍了一些在华尔街业绩突出的年轻人，其中有三位中国人，如今已是雷曼兄弟公司（Lehman Brothers）董事总经理（Managing Director）的江平便是其中一位。而在采访中记者才得知，这位在华尔街志得意满的“中国小子”竟然是“半路出家”。　　　
　　
　　勇闯华尔街
　　
　　江平最初是在中国科技大学化学专业学习。本科毕业后先到中科院念了一年研究生，然后进普林斯顿大学，并获得化学博士学位。1993年，江平放弃了多年的化学专业转去斯坦福大学攻读金融博士。当时，不少朋友对于他的这一选择感到可惜，但江平并不这样认为：“我自认是一个具有长远眼光和懂得长远规划的人，我有这样的自信！”金融博士还未读完，江平就已在华尔街找到了工作，并决定放弃即将到手的博士学位。向往到华尔街实战的江平进了雷曼兄弟公司成了一名技术模型研究员，但研究员并不是江平真正想做的。
　　“华尔街对中国人有武断看法，认为我们数学好会计算，但做不好生意，所以进华尔街后第二步就是怎么在公司内部重新找工作。”江平设计的一种交易模型证明在市场上有用，给公司的一名决策层领导留下很好的印象。他终于如愿以偿进入了拉美外汇交易部，成了一名交易员。
　　华尔街有这么一句话：在交易场上你挣多少钱，就有多大的实力。江平刚进入雷曼兄弟公司时，外汇是该公司的一个弱项，更不要说在拉美这样的新兴市场了。但是自从江平于1998年掌管拉美交易部后，该部门的年利润率就一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尤其是2002年年末和2003年年初，江平以及他领导的小组一个月就赚了近2000万美元。
　　江平及其领导的小组在拉美市场上的出色表现无疑证明了他的实力，并获得了公司更大的肯定与信任。他现在在公司内可调动的资金规模已经到了可以一笔交易失败就把整个公司赔进去的程度。　　　
　　
　　逆市而动
　　
　　在外人眼里，江平掌管拉美交易部的这段时间，这一新兴市场的环境简直就是糟糕透了，各种各样的危机就没停过。
　　从1995年开始，以1年半或两年为周期，经济危机不断出现：1995年墨西哥货币贬值，引起了国际金融震荡；1997年7—8月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并波及拉美；1998年8月，俄罗斯卢布贬值，俄宣布暂停偿还外债。
　　这一系列危机产生了两个直接后果：一是发生在全球所有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挤兑，它们都向美国及一些中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寻求庇护；另一个后果是引起巴西等国的连锁反应（1999年巴西因银行挤兑而减少了500亿美元）。2001年，这一噩运又降临到了阿根廷的头上。
　　“这些新兴市场的风险是非常大的，国家经常动荡不安，借贷不还是常有的事。大部分交易员的职场寿命都不长。环境好的时候贷出一笔钱，买一些该国高利率的国债，赚一点钱，但是一遇到动荡、崩溃，你帮公司赚了多年的钱就可能全赔进去了，甚至还不够。”这就是多少业内人士对这一市场的共同描述。
　　但在江平看来“因为有危机才有波动，才能有恐慌，才可能抓住机会。”动荡中有人取守势，以不变应万变，而江平则从中看到了机会，频频出击。为江平执行交易的一位经纪人说，江平的小组是他看到过交易最频繁的。
　　当墨西哥爆发危机，各路投资者纷纷逃离并看好阿根廷时，他却反其道而行之；当墨西哥经济日渐恢复，外来投资增加时，阿根廷却面临危机，投资者纷纷撤离，江平又来了个与众不同的操作。结果是，他的逆市而动让公司在拉美市场赚了个“前所未有”。　　
　　
　　“危”与“机”
　　
　　身在第一线作战的江平从不盲从分析报告，而是要自己加以分析并做出判断。
　　“我作的基础分析和华尔街里很多人采取的方式不太一样。华尔街其实存在着一种严重的跟风现象。如何正确看待华尔街发表的一些共识，独立的思考和分析能力是至关重要的。”江平向记者讲述了他的投资经验，“不要过分相信表面上的统计数据和华尔街的言论，要能够独立分析。”江平刚进入公司拉美交易部时，墨西哥危机刚过，业内分析师们将大量的统计数据及分析报告放到了台面上。就各类经济数据显示而言，同属拉美地区的墨西哥和阿根廷市场似乎正分别处于地狱与天堂上的两个极端。
　　从数据上看，墨西哥通货膨胀非常糟糕，人均收入低下，加上总统候选人被刺杀，南部的印第安人起义。从有关各方的宣传来看，该地区都十分混乱。反观阿根廷，这个国家大多都是欧洲移民，城市非常漂亮，教育程度非常好，该国先后出过5位诺贝尔奖得主。同时，阿根廷政府的公关工作也做得非常不错。不少华尔街的分析师纷纷撰写文章，表示看好阿根廷，并调低墨西哥的评级。
　　但江平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1996年，当时阿根廷的人均收入大概在9000美元左右，墨西哥在经历货币危机后，人均收入只有2000美元左右。江平的看法是，虽然墨西哥人均收入低，但其劳动力的工作效率并非异常低下，特别是其还具有与美国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而阿根廷当时的劳动效率不可能有墨西哥人的7至8倍。没错，正如许多华尔街专家说的那样，阿根廷的情况的确比墨西哥好，但作为投资者，一个基本的原理就是要去挖掘那些价值被低估，有较大升值潜力的市场和项目。江平认为，墨西哥就是那个价值被低估的市场。事实证明他是对的。
　　“由于没有背景，因此也就得不到任何所谓的内幕消息，加上自己理工出身的关系，我们非常注重扎实的技术分析与基础分析。所以当危机爆发时，有的金融机构不得不关闭，而我们公司却在赚钱。在顺水的时候，十个人中九个人赚，只有一个‘倒霉鬼’赔；但是当逆水时，就是十几个人赔，你一个人赚了。”江平不无感慨地说：“作长期经济分析，一定要有独立的思考能力，有时你得出的结论与华尔街的共识并不相同，你不能被表象所迷惑。”当墨西哥出现好转，阿根廷陷入危机时，华尔街的论调来了个180°的大逆转。但江平却又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首先，阿根廷这个国家原材料丰富。其次，当时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走势是通货紧缩，只有阿根廷一个国家通货膨胀，这就意味着它的货币要不停地贬值，但该国当时还拥有1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再次，阿根廷的出口已经开始恢复了，虽然它的进口崩溃，阿根廷的贸易顺差因此也非常大。但同时，阿根廷的人均收入也已降到临界点。就在华尔街唱衰阿根廷，同时开始鼓吹墨西哥时，江平却对墨西哥市场有了警惕。在别人都撤离阿根廷市场时，江平反而加大了投资，在阿根廷的恢复时期，他的投资取得了不错的收益。“你除了要有一个宏观的战略，长远的眼光外，还要有耐心，要有一个具体的生存策略。”危机让江平实现了别人梦寐以求的华尔街荣誉。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很多交易员被美国市场的繁荣冲昏了头脑，认为亚洲危机不会影响到拉美市场。就在其他交易员仍然大举入市的时候，江平把资金撤了出来，并且建议公司改变交易策略。年底一结账，江平的业绩是部门里最好的，因为他成功地保存了实力。同时江平通过“拼刺刀”频频小规模出击，亦有一定斩获。半年后，江平被提升为副总裁，执掌拉美交易部。那一年他在组里站稳了脚跟。1998年在俄罗斯危机中他被提为拉美部主管。之后升任公司高级副总裁，直至董事总经理。2001年阿根廷危机更是为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他领导的小组仅2003年为公司创造的利润即可达到1亿美元。　　
　　
　　着眼亚洲市场
　　
　　2003年，江平在雷曼兄弟公司已主要从事外汇投资，并已不在局限于某某地区了。不过今年，他在亚洲外汇市场的进展并不顺利。
　　今年年初，华尔街开始大肆鼓吹人民币升值，而这一次，江平的观点倒是与华尔街形成了难得的一致。
　　多年来，江平一直具有这样一个强烈的信念，那就是美元被高估，人民币被低估。所以在1997年、1998年，人民币要贬值的预测甚嚣尘上时，江平认为这简直是上天送给了他一份大礼。“别人都认为人民币要贬，我却认为会升，尽管中国政府短期内不会让它升，但至少不会贬。所以交易是非常好做的，虽然我当时盘做的比较小，但却是轻而易举地赚钱。不过这一次由于观点错误，效果并不理想。看来，由于长期身处国外，我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研究已经有所脱节。”江平毫不避讳地说。
　　尽管这一次的人民币升值风潮中掺杂着某些变相的政治授意、美国大选等因素，但江平仍然认为人民币价值是被低估了的。
　　“我个人的观点是，国家的外汇储备量总有一个上限点，过了这个点，外汇储备是越多越坏。所以这个点在那里，这个平衡怎么做是非常值得讨论的。这个结论非常难下，需要国家好好地做这方面的研究。我个人认为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到了临界点，应该会在年底略微地调一调，当然国家的决策层也有他们的各方考量，他们会将目前的人民币汇率稳定多长一段时间，大家都不知道。”研究债券也好，外汇也好，都应特别注意价格与价值之间的差别。江平认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人民币被估值过低是毫无争议的，低至少是20%、40%，甚至是50%。它目前不升也是好事，我可以把我自己的钱投进来。在我的职权范围内，我会建议我的公司将亚洲总部移至中国，将资金投入中国，在它升值之前做这件事对中国是有好处的，对公司也是有好处的，对我个人也是有好处的。”江平认为，从竞争力来说，就算人民币升值以后，劳动力还是非常便宜。人民币还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人民币升值对有些企业来说可能比较难受，但这也是迫使它们由劳动密集型企业转向知识密集型企业转型的动力之一。而劳动密集型企业则可以再向更内陆的西部地区转移。”从资金流动层面来考虑，是不是升值之后流入中国的资金就少了呢？对此江平并不认同。而对于人民币升值是否会出现失控的局面，江平认为可能性不多。“人民币不会一下子冲得太高，那样负面影响就太大了，对中国、美国都是如此，大家都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出现。稳定的调整这是中国、美国等各方的共识。而且，目前华尔街的这些投行还没有办法直接冲击中国外汇系统。”然而在有关人民币升值的谣言甚嚣尘上之时，场外的人民币远期交易可谓繁荣兴盛。据江平介绍，所谓人民币远期交易，就是交易双方不涉及人民币现金，两个境外的交易者达成远期合约。如一方交易者赌人民币会升值，另一方赌人民币不会升值。到了那一天如果人民币没有升值的话，一方赚一方赔，最后以美元结算。
　　据江平估计，在1997年人民币要贬值和今年年初人民币要升值这两次预测的风头上，每天的人民币远期交易规模高达几十亿到几百亿美元之间。“现在风头小了，可能也就几亿美元。”“目前开拓亚洲市场的难点在于，我还不太了解我们在这个市场上将要面对的竞争对手，以及我们的客户。要想做得成功，基本分析一定要做得非常好，同时建立好与政府的关系。在拉美我没有这个条件，但是我觉得在亚洲我有。总之大方向有了，但需要从小事入手。”看来对于亚洲市场，善于长远规划的江平已经有了一整套的构想。

江平：华尔街“超级交易员”
　　《交易者》是美国华尔街上一本著名的财经杂志，日前刊登了“百位顶尖交易者”名单，去年年收入必须超过五千万的金融精英才能入选。翻阅名单，其中出现了一个中国人的名字：江平。这是第一次一个中国名字名列其中，而且，他的年收入超过1亿美元。这高额的年收入背后，是更高的成绩。
　　超级交易员，这样的称呼对于江平来说恰如其分。
　　十年磨一剑后“炮灰”成精英
　　来自江苏的江平早年到美国留学，1993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化学博士学位，接着却进入斯坦福大学，攻读的是和他原来的化学专业很不一样的金融学博士。
　　1995年，江平进入李曼兄弟公司拉美外汇交易部。实际上，该部门是那个公司最差的一块。当年李曼公司就差点在墨西哥货币上破产。“人家都不要来，我去这个部门被视为去做炮灰。”
　　依靠自己的钻研和对市场的敏感把握，虽然从1995年至2004年，世界经济危机在各地一波接一波出现。但江平的投资业绩却始终一直在三四成到一倍的赢利线以上，成为李曼公司贡献最大的交易员。
　　按照华尔街的规矩，基金经理的分成一般是业绩的10%到15%，但是江平的分成不到这个比率的三分之一。“我主要是不会替自己讲价钱。”虽然赚的钱不多，可他在李曼潜心钻研，却悟出许多东西。“武术高手还要十年磨一剑呢！”在这里磨了十年，他已成精英。
　　在2004年底，江平计划离开服务近10年的李曼兄弟公司，回到中国内地发展，这样也可以就近照顾父母。这时，赛克总裁寇恩引荐他和公司主席科亨见面。科亨是华尔街超级巨星，年入超过10亿美金，赛克公司名字就是他姓名的前三个字母缩写。
　　在曼哈坦一家意大利餐厅的一顿饭让江平的一切有了变化。江平告诉科亨，他在华尔街看到太多的阴暗面，决定退出江湖。但是，科亨发现江平身上“有着超级交易员的潜力”，极力劝他不要放弃，甚至可以先在赛克挂名。
　　江平为其诚意感动，决定加入赛克，从此，他的职业生涯，迎来一个新高峰。
 
　　终成全球最牛基金经理
　　2005年春节，江平和太太带着两个美国出生的儿女，回到江苏省靖江县老家和父母一起过年。“我自从1989年出国，还没有回去过过年。”于是，这个春节，成了他过的最快乐的一次春节。
　　回到美国后，江平向李曼公司提出辞呈。华尔街的人跳槽很常见，像江平这样业绩好、收入低且一待10年的人则很少。李曼公司极力挽留，“甚至给我提供近千万美元的留聘奖励，包括现金、提高的分红和贷款等”。但是，江平不为所动。
　　2005年3月，江平正式去赛克公司，投资七国集团的外汇、指数、拉美外汇、债券和欧洲信贷，但一开始并不顺利，“亏了七八百万美元”。虽然赢输对于华尔街的人来说太正常了，可对于刚到新公司的江平来说，却仍然让他感到压力。
　　江平厉害的地方也就在于压力越大，“反弹”的力度也越大，不久之后，他的投资开始出现转机，到了年底一结算，他当年就成为赛克最出色的基金经理之一。
　　2006年，他把业务扩展到亚洲股票以及全球石油和能源股票。但当年他们在某些新兴国家的国债和股票投资遭到重创。是退是进，当时议论纷纷，科亨和寇恩力排众议，全力支持他继续扩大，结果当年他的收益达到近一倍。科亨曾对江平说过：“希望你超过我，对你我都是幸事。”结果，江平在赛克很快就实现科亨对他的期望，成为全球获利最多的基金经理之一。
　　理论已成一种生物直觉
　　如今的江平在华尔街已成明星人物，和许多人一样，他的成功来自自己的功力，而在金融衍生品上的功力，则来自过去的严格训练。
　　在斯坦福大学读金融学博士期间，江平的太太生小孩，为了补贴家用，他在学校找到一份工作，辅导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学生。“这份工作，既辅导了学生，也锻炼了自己。”
　　其实，指导这些硕士生并不轻松，要经常批改考卷。学生在做金融衍生品题目时需要理论联系实际。“他们自己从市场中找实例来应用衍生品理论，答案是五花八门。”
　　作为教师，江平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批改完所有的试卷，压力很大，“它逼着我去研究金融衍生品，以便快速批改学生的试卷。”这样，他做过大量演算和识别图形，能够对着满页纸的运算，一眼看出结果是对是错。“最后，我练到只看图形，就能估计出价格多少，结果和实际价格相差无几。”
　　“理论在我身上已经成为一种生物直觉。”江平笑着说，正是这种生物直觉，对他后来的投资生涯发生重要的影响。
　　现在，江平指挥着一个20多人的投资团队，“团队以中国内地留学生为主”，分别在纽约和上海两个地方办公，在全球范围内投资股票、债券、外汇和石油等。而他自己则侧重于国与国、行业与行业等宏观比较。他牢记自己的信念，只有一线的将领最了解战局的变化。“尽管我侧重在战略布局，但是有时仍然亲自操盘。”他认为，“为将者需要身先士卒”。
　　投资绝不能想着一夜暴富
　　如今，投资已经成为很多人的选择，我们不妨看看江平的投资策略，虽然掌管的资金不能比较，可那些基本的标准却依然可以借鉴。
　　对于江平来说，衡量价值是他投资的最重要标准。有时，由于种种原因，投资者追捧热门股票，而所选价值股票继续低迷。这时，一定要有耐心，要坚信恶意打压终不能长久，谎言只能得逞于一时。“价格总会回归于价值”。
　　江平在做长期投资时，不仅要做价值分析，而且还要用逆向思维。“物极必反，回归平均是几乎所有市场长期投资的特征。”做长线投资时，一定要避免受时尚潮流影响。在投资过程中，耐心非常重要。
　　市场就像战场，大部分时间是拉锯，斩将夺旗的时机并不经常出现。江平牢牢记得这样的话，他知道，自己操控的资金的主力必须匍匐前进，先求自保，在对峙中蓄积力量：“在我12年的交易生涯中，遇到的重大机会不到20个，而抓住的则不到10个。一旦机会出现，必须全力以赴。”
　　他曾经这样对一般投资者发出过劝告：如果跟风华尔街，大都会招致失败。按照江平的看法，不管是职业或是业余的投资者，都必须有个健康的心态，不能希望一夜暴富。一个基金经理在市场上如果总是想着自己的奖金，投资一定做不好。“这就像一个在战壕里的士兵，心中老是想着回去升官领赏，结果一定是阵亡。”
　　最大的快乐是和家人吃饭
　　作为一个掌控十几亿美元投资的基金经理，江平每天工作相当紧张。他说，刚开始工作时，他想的都是做好工作，安顿好家庭，奖金拿得很少。“我们全家都节俭惯了，收入基本够用。”事业的发展完全顺其自然，并未强求。
　　现在，他每天早晨4时前起床，然后向亚洲打电话了解全球市场动态。其后，江平开始打太极拳，6时进入公司开始工作。中午，他大都回家休息一下，再去工作。晚饭后的7时至9时，他开始亚洲市场的工作，每天只睡4个半小时，但精力却很充沛。
　　要说和工作相比较，江平其实更重视家庭生活。他说最高兴的就是全家坐在一起吃晚餐。而在周末，虽然工作极多，他仍然坚持必需 有一天会陪伴家人，“我还要送一对儿女去中文学校”。江平在中国和太太相识，两人感情一直很好。
　　而另外一个让江平十分惦记的就是他在国内的父母，他每年都要回国探望两老。老父亲因长期抽烟而导致咳嗽，他就设法使父亲戒烟。“我们劝说失败后，就让儿子女儿上阵，结果使他戒烟成功。”
　　现在，他安排退休的父母住在上海，并亲自挑选保姆。“我还让保姆学习老年保健知识，以便更好照顾他们。”
　　江平是江苏省靖江县人。在1978年，不到13岁的江平来到扬州中学住校读高中，然后在1981年，他以扬州地区高考状元进入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系读书。1989年，他来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化学博士学位，以后改学金融，由此踏上金融行业。“但是，扬中的三年是我迈向人生的一个起点。”说这句话的江平，更可看出绝对是个感恩的人，就在不久前，他为母校捐赠一百万美元设立“扬中教育基金会”，以奖励优秀的教师和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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