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如安独家撰文：TD-SCDMA是如何走过来的

　　二、只有上升为国家意志，TD才获得了真正的出路

　　在TD被国际电联正式接纳为3G国际标准若干年后的种种事例表明，对于TD标准的横空出世，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当时并没有对其未来可能发展的结果做好心理上的准备。

　　为什么这样说呢？就国际而言，那些已经占据了2G市场主导地位的国际跨国公司，并不情愿在他们确立的3G标准之外，再生出一个与之形成竞争关系的标准。他们希望通过控制标准制定权，进而达到继续主导产业发展和垄断市场的目的。技术标准是移动通信产业竞争的制高点，这在1G、2G移动通信产业的发展中已经得到充分验证。谁掌握了标准，谁就掌握了未来竞争的主动权。

　　尽管3G标准之争，从一开始就呈白热化程度，但那些国际跨国公司碍于中国政府主管部门支持TD成为国际标准的坚决态度，特别是快速发展的中国庞大市场的影响力，在历经无数次会上会下、场内场外的激辩与交锋后，最终通过折中与融合，他们还是接受了TD成为第三代国际移动通信标准之一这样一个不可阻挡的事实。而另外一方面，他们骨子里不相信一个在1G、2G技术上还是荒漠的中国通信制造业，竟能在3G上开垦出绿洲来。后来，当TD渐成气候时，各种形式的反对声浪层出不穷就不足为怪了。前些年，我接待过许多来谈TD合作的国际公司，无论是对手还是朋友，他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没想到你们还真把TD推成了。我理解，这个“你们”已不仅仅是指大唐了，而“推成了”更说明结果的意外。

　　就国内而言，我们的心里准备不足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对在这样一个战略性产业进行系统性自主创新所需的最小投入基础缺乏全面认识。大唐作为TD技术标准的主要建树者，最初也没有预计到，从标准到产业的付出会大大超出企业自身的承付能力。2001年下半年，我开始负责大唐移动公司的具体组建工作。那时，国际跨国公司在WCDMA上的投入已合计超过上百亿欧元，并进入试商用阶段。国内一些企业花在WCDMA上的研发费用也达几十亿人民币，而当时大唐在TD上的投入一年才几千万人民币。2002年，也就是大唐移动成立的第一年，我们预算是2.3亿元，实际靠节衣缩食东拼西凑只用了1.6亿元左右。不是我们不想投钱，实在是没有钱。大唐移动打成立那天起，资金都是每天不得不面对的生死课题。另一方面，从国家层面来讲，TD在成为国际标准之后，它将来的竞争战略定位如何？它的产业发展目标是什么？它未来在中国乃至世界市场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仅仅是做个标准而已？抑或是其他3G技术的补充？还是独立的市场、独立的产业、三分天下有其一？这些问题在TD产业发展之初并不清晰。

　　2000年前后，由于IT业泡沫的破灭，3G并未能如预期那样在欧洲等地迅速发展起来，人们对3G的期待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在国内，对如何发展3G采取了更为审慎的策略。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TD更多地被当作一种新技术试验，与其他3G技术一道不断地接受由信产部组织的测试。应该说，这个测试对TD的发展非常必要，它为TD的长大成熟赢得了时间。但同时，由于缺乏明确的市场导向，即对TD未来在3G运营当中到底扮演什么样角色不清楚，使得整个TD阵营的内在发展动力不足。与3G其他阵营相比，TD显得势孤力单。

　　特别是2005年7月TD产业化专项测试结束后，接下来该做什么？TD一度陷入了停滞等待状态。为此，我们十分焦急，并四处游说，建议TD应尽快进入运营商的外场试验，而且要有实力的运营商来承担。那时，国家各部委对TD本身是相当支持的。但各部委在发展TD的具体目标上并非完全一致，主要问题是采用什么样的形式继续推动TD产业化工作，试验网与3G牌照的关系，将来由谁建设运营TD，规模、大小如何等。这种差异导致支持TD发展的后续策略和措施不能及时出台。这说明，仅仅局限在一种技术创新的角度支持TD发展已经远远不够了，它需要有国家层面的战略思维突破。

　　这年九月上旬，通过我们不断地反映，中国科技界三位德高望重的院士就TD的发展向中央领导建言，并很快得到批复：此事重大，关系到我国移动通信的发展方向。这个批示把一段时间以来大家在操作层面似是而非的争论，通过站在国家战略层面的审视，给统一起来了。就TD-SCDMA发展历程和环境而言，这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转折点。从此，TD的发展更体现了国家的意志和决心。2006年“3+2”模式的“规模网络技术应用试验”，以及2007年包括奥运城市在内的十城市预商用试验，都是这一认识统一的结果。由此，TD的发展出现了两个重大的转变。一是，由制造商单方面推动TD发展，变为制造商结合运营商一道推动TD发展。二是，发展TD-SCDMA不仅是企业行为，而且上升为国家意志。TD力量开始真正凝聚起来了！

　　这一点对于有过自主创新经历的新兴工业国家感触尤深。记得2007年4月10日，温家宝总理出访韩国，并在首尔SKT盆塘实验室现场与远在北京大唐移动实验室的信产部王旭东部长打通了TD-SCDMA第一个跨国可视电话。之后的6月19日，韩国信息情报部长官卢俊亨一行访问了大唐移动，当他听完我们的介绍之后，由衷地赞许我们做了一件非常不容易、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我深切感到，只有把自主创新当作国家发展根本的民族才会有如此深刻的体验。

　　TD-SCDMA的产生、成长和发展，正好处在我国经济转型的前夜和开始着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历史大背景下。从TD的种种际遇，我们不难看出时代和环境变化对其产生的重大影响。以TD经历的磨难与曲折，我发自内心地说：搞自主创新太难了！难就难在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的创新文化，远没有达到发展创新型企业、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但从TD目前的结果看，我又可以说：TD是幸运的！因为2004后，我们国家的发展政策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建设创新型国家开始成为国策。2006年1月全国科技大会召开，从上到下对自主创新进行了全方位的再认识，由于TD契合了国家自主创新战略的要求，TD被誉为中国信息产业领域中的“神六”。尽管TD此后的发展还有不少曲折，但总体环境开始趋好。这说明，只有上升为国家意志，自主创新才真正有出路。

　　三、应该由谁承担自主创新的风险

　　去年5月，从事TD终端芯片研发的凯明公司终因资金断链倒闭了，并被外界称为第一个倒在3G黎明前的企业。据我所知，这些年从事TD开发的企业在生死线上走过几回的又何止这一家，大唐移动自不待言，我担任董事长达6年之久的T3G亦是如此。T3G的前身是大唐移动与飞利浦半导体于2002年初建立的联合实验室。2002年11月，随着三星电子的加盟，我们三方正式建立了合资合作企业。公司成立后，由于前期实验室研发费用的摊销，T3G第一年就面临资金短缺的严重问题，于是各股东方按照先前的承诺，追加了300万美元的投资。可是到了2004年初，T3G又无米下锅了。这一年，我们开了十余次的董事会，几乎每个月都要开会，每次开会的主要议题就是融资。我们甚至为T3G是否办下去进行过激烈争论。最后，通过我们不断坚定合作方对TD的信心，采取降低或延付母公司支持费用、引进新的投资者摩托罗拉、大股东提供贷款以及调整公司商业模式等各种办法，才使T3G避免了一次次关门的风险，走到了今天。类似的例子还很多，不胜枚举。

　　众所周知，创新是有风险的。究竟应该由谁承担自主创新的风险，这在成熟的市场环境中，恐怕不是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承担风险的主体肯定是企业，企业的背后是利益相关者，包括投资者、经营者和员工，他们愿意承担风险是因为他们能够预期潜在的利益。但TD境况有所不同，尽管TD的提出也是出于中国企业竞争的考虑，希望利用3G重新洗牌的机会，能够扭转我们在1G、2G产业发展上因缺乏标准话语权和知识产权造成的被动局面，掌握市场主动。但是与国际上其他3G标准的历史发展轨迹相比，TD提出的主体、产业链的认知、政府政策的支持都有着很大的不同，这构成了TD独特的发展背景。

　　首先，TD提出的主体是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而3G其他任何一个国际标准的提出者都是一个利益交互的群体，这表明了产业基础的差异。其次，由于第一个原因，我们是在标准被国际电信组织接纳之后，才不遗余力地让更多的企业来认同这个标准，参与产业链的建设；而3G其他标准都是在标准的形成过程中就奠定了企业广泛参与的基础，这体现了产业链认知的差异。再者，由于前面两个原因，导致了政府政策支持方式的迥然不同。TD的政策支持是阶段式的明朗和释放，前期政策的终极目标并不清晰，或者说不公开；而3G其他标准的政策目标从一开始就是明确的、公开的，实际上他们在发展2G时就已如此，这种政策方式上的差异对产业发展进程的影响是不同的。

　　前面讲过，决策TD产业发展政策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政府必须在客观条件与道义责任之间找到平衡。举个例子，当04、05年全世界都在求证3G商用能否成功的时候，我们还在反复不断地做大量测试，论证TD不存在颠覆性的技术问题。这种政策方式固然有其稳妥的一面，但由于最终政策目标短期内不能明确，也就是说将来用不用这个标准、谁来用这个标准、怎么用这个标准不明确，使得许多企业在是否大量投入上踌躇不前，以至于产业链发育缓慢，这实际上成了一个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政府希望更多的企业能参与到TD产业的开发中来，加快产业成熟；另一方面，由于政策“阶段式”的释放，很多企业总是见着点儿“阳光”，才“灿烂”一点儿，政策的协同效应没有发挥到最大，有时甚至成了企业与政府的博弈。出现这种情况的很大原因是，企业经营的决策思维与政府政策的决策思维有着明显的差异，企业的生存之道在于获利，如果把获利的机会放在一种“不确定性”上，企业是不可能也不敢有作为的。2003年2月12日，由C3G领导小组亲自推动并出席的TD产业联盟八家发起成员峰会上，许多企业领导就直率地提出过这个问题。直到2006年7月18日，在青岛TD外场试验现场的企业座谈会上，是时TD的政策走向已趋明朗，但是还有个别企业的负责人当场表示，如果没有哪个运营商现在宣布用TD，那他们是不会大规模投入的。可是，TD的起点基础与3G其他标准的起点基础相比，确实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尤其是产业链上的差距，在TD产业链没有基本建立并得到充分验证的情况下，让政府贸然决策是不现实的。所以，TD的产生与发展，不仅有技术的风险、资金的风险、企业的风险，也不仅有产业的风险、政策的风险，而是一个系统性的风险。如何化解这些风险，才是对中国式自主创新的最大挑战。

　　那么，大唐为什么会自愿或不自愿地承受了这当中的风险呢？这要从大唐的出身说起。当时作为一个有着40多年历史的国家级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大唐的前身)，它的思维惯性更多的是受历史角色的影响，并非单纯的企业行为。也就是说，它基于行业和国家竞争力的考虑居多，对于自己开发标准的产业经济能力评估偏少，这也注定了日后大唐在TD开发上必然要承受巨大的经济风险。特别是在TD正式确立为国际3G标准之后，作为TD标准的提出者，大唐已别无选择，要么放弃标准，或者说仅是一个纸面待开发的标准，但这已不是大唐的技术代价了，而是历史机遇的错失；要么义无反顾地完成标准的产业化工作，闯出一条生路，但这意味着更加不可测，因为我们标准的起点与国际其他标准的起点根本不在同样的基础之上，一旦走不通，那真是万劫不复了。记得2006年11月13日，我在国家行政学院举办的中央企负责人知识产权学习班上作TD知识产权讲座时说过：TD为什么会产生在大唐，而非经济能力远在大唐之上的中国其他企业，这是大唐的特定历史和性质所决定的。但是，大唐的模式不具有任何可复制性，它只能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定产物，未来的战略性自主创新仍应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国家利益与市场化选择相结合的产物。

　　在TD技术开发和产业化过程中，大唐究竟遇到了怎样的风险呢？以02年初大唐移动成立为标志、大唐开始全面开发TD算起，到06年底“3+2” 模式(保定、青岛、厦门的主城区建网和北京、上海小区域建网)外场试验结束，实际上我们一直游走在生死边缘，并曾几度因资金链出现严重问题而险些倒下。那几年，我们每年都在内部会议上大喊：今年是生死年，力图以一种慷慨赴“死”的状态，来激励员工不断顽强攀援。事实亦是如此，我们确曾讨论过暂时停发干部工资以解燃眉之急，采购经理甚至不敢接听供应商打来的电话，外界尤其是媒体也死盯我们的资金情况。为了稳定军心，我们将这些险情严格控制在经营班子和少数知情人员之内。

　　现在说来令人难以置信，2002年初大唐移动创建时的注册资本为1.5亿元人民币，现金8000多万元，如此小的资本盘子，却要承担一项国际标准的开发和产业化，而且注定是要耗费几十亿人民币才能完成的任务，物质基础与实际需求差距之大可想而知。以02至04年为例，我们实际的资金用量还不算大，每年分别从1亿多元到3亿多元。但是，真正的问题并不在此，当时我们每年初作的预算还仅是一个资金需求估测，实际资金在哪并没有着落，全部要靠当年各种方式的融资解决，这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因为在早期，没有多少人认TD这个事儿，除了政府的一些少量项目支助外，谁会给钱呢？反过来，如果我们没有钱把TD做出来，证明给人家看，又有谁敢给钱呢？实际是一方面你不得不花钱，因为任务明摆在那儿，你必须要完成，否则就彻底失败；而另一方面你又要尽量少花钱，因为没有充裕的钱供你花，花多了一样要死。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兼顾产业链方方面面的合作与发展，尽自己的所能帮助别人，因为大唐移动是TD的龙头企业，我们清楚自己的责任和利益所在：没有产业链，就没有TD的成功；没有TD的成功，也就不可能有大唐移动的存在。

　　从98年标准提出算起，我们就是在这样极度困难的条件下，闯过了一道道成长发展的生死关，几乎每年都跨越了一个产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直到2006年“3+2”模式外场试验成功，国家正式确认TD可试商用，并由国家开发投资公司通过向大唐注入资本金的方式，给予大唐在TD贡献上的承认，这就是我们习惯称之为的“TD八年抗战”。

　　从TD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TD的风险远大于3G其他技术和产业发展的风险，一则可能是因为TD太“嫩”，但另外还有没有其它原因呢？2005年10月21日，在大唐移动向国家开发银行陈元行长汇报TD产业化进展及后续外场测试安排时，我曾有感而发地说，我们国家搞自主创新，你可以说缺技术、缺人才、缺资金，但我认为最根本的是缺环境。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因为技术可以靠智慧劳动创造，人才可以经过锻炼培养，可是这两方面都需要资金的投入，哪怕中国人再吃苦耐劳，与国外比成本再低，最起码的投入还是要的。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资本市场的资金应该是可获的，但能把人才、技术或产业与资本对接起来的，只有靠环境或政策。

　　从2001年起，我们同时或单独聘请德意志银行、中银国际为财务顾问，帮助大唐移动融资。在此期间，我们也接触了在中国几乎能见的世界一流投行，其中几个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已经消失。但除了2004年底我们与上海贝尔阿尔卡特达成的战略投资外，几无斩获。究其原因，移动通信是一个高度依赖管制政策的产业，TD最初的运营政策是不明确的，恐怕也很难明确。运营政策不明确意味着市场不确定，市场不确定恰又是投资人最大的顾忌。作为TD产业中人，我们固然深明其中的原委，但要说服外部人认知，这并非全凭口舌之功了。值得一提的是，有两位为TD发展做了大量工作的老外，一位是先为西门子通信TD项目负责人、后为鼎桥通信CEO的Klaus Maler先生，另一位是飞利浦半导体业务发展副总、T3G董事Thierry Laurent先生，由于长时间合作接触，他们从一开始的困惑不解，认为TD既然是中国自己提出的国际标准，那为什么中国不及早宣布其为自己将来采用的标准呢？到后来他们终于似乎有所明白了，见面就说这是“Chinese way”。但要让更多的人理解这种情况，那绝非易事了。因为投资人与合作者只想看到他们能够看得到的东西，而不想费力地去猜是什么东西。

　　那么，这些年我们是怎样解决资金来源的呢？至2007年底我离任时，大唐移动累计在TD上投入了约二十多亿元，这部分钱又大致分为两大部分，约五分之三是靠银行借贷，另外约五分之二是我们通过争取国家项目、进行技术有偿转让、技术或专利许可授权、提供技术测试服务、售卖中间产品等方式获得。其中来源于两个方面的钱对大唐移动发展的影响至大至深，一是政府项目支持，这部分钱虽然总量不大，但十分关键，它是风向标。在融资环境或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对于中国许多自主创新项目而言，政府的项目资金实际上起到了“风险投资”的作用。二是国家开发银行给予的技术援助贷款，这要尤为感佩陈元行长的高瞻和魄力。针对TD的自主创新，他不拘泥于一般的常规，更多的是从国家战略和根本利益出发，提出要通过支持TD，研究出一套国家开发行支持这类高新项目的程序，帮助企业解决从风险投资到商业银行贷款这当中关键一段儿发展的融资问题。他也是第一个对包括专利在内的TD无形资产进行资产价格认定的银行家，而且不仅关注大唐移动的发展和作用，还着眼于整个产业链的建设，提出了“要用资金链覆盖产业链”的宏大发展思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国家开发银行05、06年两次大额贷款的“救命钱”，大唐移动恐怕早已停摆了，也就不会有TD的今天。

　　在TD的发展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是幸运的，有些中途退出或夭折了；有些熬过来了并将继续熬下去；有些不但熬过来了，还获得了重要资助；有些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企业分享了市场的果实；有些企业面对3G的诱惑，又萌生了新的冲动。但不管是对企业，还是对整个产业，今天TD的风险已非昨日TD的风险，对于今天似乎已“不差钱”的TD产业来说，到底还差些什么呢？如果说98年至01年是确立国际标准的风险，02年至06年是关键技术开发验证和产业化的风险，那么07年后就是商业推广的风险。

　　四、建立和发挥企业组织的整体优势是TD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

　　在TD-SCDMA发展过程中，有两个组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力。这两个组织就是TD-SCDMA技术论坛(以下简称“论坛”)和TD-SCDMA产业联盟(以下简称“联盟”)。

　　成立于2001年12月的技术论坛是TD的第一个企业社团组织，它主要由大唐电信集团和西门子通信联合国内外十三家知名的制造业、运营业(华为、UT斯达康、上海贝尔阿尔卡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铁通、诺基亚、高通、北电网络、摩托罗拉、TCL、Interdigital)共同发起设立。论坛的作用是提供了一个交流平台，主旨是宣传、推广TD技术和标准。论坛的最大特色是兼容并包，只要是愿意参与、研究和讨论TD技术和标准的企业，都可以申请加入。论坛甚至容许成员保留不同观点，持有不同意见，只要不是在论坛活动范围内公开反对TD即可。这种宽松和包容，使得论坛迅速地联合了国内外行业内的不同企业，五、六年间其成员就已发展到四百多家，既有制造业，也有运营业等，具有十分的广泛性。尤其是在标准发展之初，这种广泛性尽量弥合了对TD的各种声音，强化了TD的形象。

　　此外，这种广泛性还为论坛在某些方面开展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譬如，它的国际化色彩使其可以举办一年一度的“TD-SCDMA国际峰会”，而且一次比一次规模大，不断增强了TD作为国际标准的地位和企业发展TD的信心。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峰会自2005以年后在有关部门要求TD少说多做的情况下，未能再如期举办，这实际上削弱了TD企业的声音。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经营不同于政府工作，靠少说多做是不能被外部所认知的。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向国外学习，譬如WiMax还没怎么样呢，就宣传得满世界都知道，以至于国内外出了大量“粉丝”。我认为，不管出于什么样的策略考虑，企业发出的强烈声音应是政府政策的最好支撑。

　　论坛的这种功能和色彩，对TD标准的发展氛围起了松缓的作用，尤其是在TD发展之初，产业力量十分弱小，这就更加需要企业的广泛联系。同时，论坛的发展也为联盟的成立做了探索性的工作。周寰、杨毅刚、李万林乃至后来的王静先生，对论坛的建设、运转和不断发挥作用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TD论坛广泛性的另外一面是它的松散性，特别是随着TD产业化工作的全面展开，一些产业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深层次问题在论坛内一时无法有效解决。譬如，怎样才能推动企业不光“论”，而且要“干”的问题。因为这个产业如果没有更多的企业特别是有实力的大企业实际投入开发，是发展不起来的。那么，与此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知识产权。TD-SCDMA知识产权在国家宏观层面是战略问题，在企业微观层面是利益分配和调整问题。中国人搞自主创新的目的无外乎两个：一是要掌握核心技术，二是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拥有知识产权是为了打破国外技术垄断，把握发展的战略主动权，而非自我封锁。这是中国人在发展第一代、第二代移动通信技术和产业上得到的基本经验教训，也是其他产业或行业面临的相同或相似问题。

　　知识产权是企业从事产品开发的利益基础，也是未来利益能否得到保障的约束条件。由于TD-SCDMA产生的特殊历史背景，大唐主导并拥有了TD主要的知识产权。因此，大唐在TD知识产权上的态度和处理方式，直接关系到TD产业链的建立。这些年，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存在两种极端倾向，一是在某些技术领域拥有知识产权优势地位的公司，为了获取垄断的超额利益，不适度地滥用了权利，其最终结果是阻碍产业的发展；二是不尊重别人的知识产权，随意侵害别人的权利。这两种倾向都是我们反对的。相比发达国家，中国在知识产权上还是个发展中国家，是个“小学生”。大唐对TD知识产权的保护、运用和处理也是有个认识提高和经验积累的过程。

　　众所周知，无论是1G、2G，还是3G，移动通信任何一个技术体制都拥有一个庞大、完整的产业链。TD的产业化工作也毫不例外，其从来就不是一个企业能够完成的独角戏。为了动员国内外更多有实力的企业加入到TD产业的开发中来，我们必须建立某种形式的企业联合组织，在这个组织内，企业将按一定的规则处理相互间的知识产权关系，以达到互利共赢的目的。这一想法很快就得到科技部、信产部尤其是国家计委的全力支持。但是这一做法能否在论坛内实现呢？回答是困难的。原因是当时TD除了大唐与西门子在合作开发外，几乎没有其他厂家参加，这与支持3G其他两个标准的厂家阵营形成鲜明对比。而我们在知识产权问题上采取的基本原则是平等、开放、互利，但这一原则并不被参加论坛的一些跨国公司所接受。因此，着手建立一个基于TD-SCDMA标准下的，以知识产权为纽带的，实现产业合作共赢为目标的企业联盟就迫在眉睫。

　　创建TD产业联盟是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客观情况。第一，国外是在标准制定前，先有企业联盟或事实上的联盟，然后由联盟企业共推一个标准。而中国是在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普遍不强的情况下，先有个别企业在国际标准制定上取得历史性突破，然后围绕这个标准来建立联盟。所以，我们在联盟建立的时间和顺序上与国外做法有明显差别，这是由中国企业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决定的。这就要求标准创立企业承担更多的责任，做出更多的“牺牲”。第二，当时中国企业除TD外，在3G其他标准上没有任何核心专利，而那些拥有3G另外两个标准大量知识产权的国际跨国公司，又并不看好TD。因此，建立产业联盟只能由内而外，先从发展国内企业起步。深刻认识和把握住TD当时面临的严峻形势，我们才能做出正确的抉择。

　　但是，组建产业联盟的工作开始并不容易，关键的问题是各企业对TD的市场发展前景抱有很深的疑虑。2002年9月16日至28日，在C3G领导小组的直接推动和国家计委的大力支持下，我带队从南到北，先后对华立、东信、南方高科、TCL、华为、中兴、联想、CECW进行了一次集中式的游说，动员这些企业共同参与发起成立TD产业联盟。记得那时每去一个企业，他们最关注的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一是，国家对TD的支持力度到底有多大？将来会有哪个运营商用TD？二是，我们加入TD产业联盟有什么好处？不要又是一个只知道收费而没有服务的社团组织。对于第一个问题，我只能把所了解的三部委当时支持TD的阶段性政策和对未来的预计进行不断的阐述。对于第二个问题，我采取了逆向解释，即请他们先想一下加入联盟有无坏处，因为作为发起成员，他们将获得与大唐等其他成员间的专利交叉许可权利，会降低入盟企业开发和将来产品上市的成本。同时，联盟还会为成员获得国家支持TD的产业化专项创造条件。通过这次游说，各企业总体上接受了共同发起成立TD产业联盟的邀请。9月底，我们将各企业的反馈情况向相关部门的领导作了汇报，并准备十月中旬在深圳高交会期间，召开发起企业的高层会议，讨论组建TD产业联盟的相关议题。

　　如何定位联盟的性质、明确内部的法律关系、建立联盟有效的工作体制和机制，既是筹办工作的核心和重点，也关乎到联盟的生命力和可持续发展。由于大唐是发起成立联盟的牵头单位，担负着联盟具体的组织筹办工作。为此，10月9日，我就联盟的性质、宗旨、知识产权处理原则、组织架构、主要法律文件和秘书长人选的考虑，向研究院党组作了全面汇报，并获同意。据此，联盟的筹办工作全面展开。10月14日，九家联盟发起企业的领导齐聚深圳，就筹备成立TD产业联盟的十六个议题进行了讨论通过。国家计委、科技部、信产部的领导到会作了重要讲话，进一步明确了国家部委在产业政策上对TD的坚定支持，对企业成立产业联盟的支持。会议决定，10月30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TD-SCDMA产业联盟成立大会。但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10月24日，TCL在未充分说明原因的情况下退出了联盟筹建工作，致使组建产业联盟最终由九家发起单位变成了八家。由此可见，TD当时所处的环境是多么困难。

　　TD产业联盟的创建，标志着TD产业化工作变大唐孤军奋战的局面为联盟企业集体奋斗的开始。经过短短三、四年的发展，我们就形成了以中国企业为主导，国外企业包括跨国公司广泛参与的多层次产业合作格局，建立了从系统到终端、从芯片到核心软件、从配套设备到测试仪表的完整产业链，而且产业链的每个环节都形成了多厂商供货的局面。联盟在产业链的建设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影响，起到了沟通、协调、促进和聚合的作用。与当年情形大不相同的是，随着TD发展环境的逐渐趋好，主动要求加入联盟的企业日益增多，联盟已经成为TD产业力量相互联系的重要平台。TD产业联盟的这种独特功能也愈来愈被各方所认知认同，它的组织形式不断被其他创新产业所仿效。

　　TD产业联盟是继TD技术标准创新之后，为推动其产业化工作特别是在建立产业链方面所进行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产业大协作体制和机制的有益的尝试。TD产业联盟之所以能够健康发展，归结起来有这样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政府在政策上的大力支持是前提条件。当年发起成立联盟时，大唐能够多方游说成功，靠的就是这种政策的具体指导和帮助。政府关于发展TD的许多产业政策和措施也是透过联盟这个平台来贯彻落实的，这无形之中强化了联盟在成员单位中的话语权。在联盟的建设发展过程中，国家发改委许勤司长、科技部冯记春司长，信产部张新生副司长等领导给予了最直接的关注和支持。

　　第二，联盟的定位是关键。TD产业联盟不同于此前国内许多产业的价格联盟或市场联盟，暂且不说这类联盟动机和行为是否合法合规，单从成立联盟的目的看，他们大多是为了不打架或少打架才希望走到一起。但由于彼此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利益冲突，其结果都是短命的。TD产业联盟则不同，它是基于国际标准下，以知识产权为纽带，通过合作来共同推进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在产业发展之初，联盟企业成员间相互建立了大量的合作关系，尽管未来彼此可能会发生竞争，但在把一个新生产业机会变为现实产业这个统一大目标下，他们之间有着更多的共同利益共诉求以及利益的相互渗透。

　　第三，联盟的组织架构是基础。成立TD产业联盟时，我们既总结了TD论坛的运作情况，也研究参考了国内外大型合作组织的架构和运行机制，根据联盟的实际发展要求，提出了理事会领导下的秘书处负责制。理事会由联盟发起成员组成，理事会主席由理事单位周期性轮替。这样既可以发挥每个理事单位的积极性，又能提高他们对联盟工作的参与度，同时保证了秘书处对联盟日常工作的有效处理。

　　第四，核心企业的作用是关键。大唐作为TD标准的创立者了、核心技术的开发者和主要知识产权的拥有者，对产业联盟初期的建设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和作用。由于大唐所处的特殊历史地位，使得大唐在建设产业链中的态度和举动成为所有参与TD产业化工作企业关注的焦点。大唐最终认识到，以大唐的实力和能力，是不可能把TD产业全部承担起来，只有动员更多有实力的企业加入到TD产业化开发中来，TD产业才能迅速做大做强，才是对客户、对产业、对国家真正负责任的表现。大唐只有在TD产业的共同繁荣中，才能分享到属于自己的一份儿成果。很多人担心大唐会不会做“中国的高通”，我曾多次向关注此问题的人解释过，这既不符合实际，又违背了中国搞自主创新的初衷。正是据此理念，到2005年，我们就与产业链中的大部分厂家建立起直接或间接的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关系，发挥了领头羊的作用。同时，大唐移动始终把联盟工作视为TD产业的“连横战略”，在人力、物力、智力上给予联盟秘书处大量的支持和帮助。尤其是联盟成立后的前几年，由于成员单位少，资金来源少，联盟秘书处的大半个队伍都是大唐移动无偿支援的，这还不包括联盟重大活动中的后台支撑力量。秘书处的许多重要报告，都是大唐移动人员负责提供素材、协助撰写或直接起草的。

　　第五，秘书处的勤勉工作是保证。联盟秘书处是联盟的主要协调机构，承担了联盟的日常管理工作，特别是秘书长杨骅，他自信、富有激情且不知疲倦，无论TD处在顺境还是逆境，他都不遗余力地到处宣传，为联盟的发展付出了精力和心血。

　　但是，由于受政策大环境的影响，联盟成立多年后一直有个缺憾，一是运营商缺位，这是与国外类似标准支持同盟的最大差别，也反映了TD发展的艰难与曲折，这一局面直到去年中国移动入盟后，才有所改观。二是由于受市场判断以及对联盟知识产权处理规则能否接受的影响，国际通信制造业的一些巨头尽管通过间接形式(包括合资企业、项目合作等)参与到TD产业开发中来，但还没有直接入盟，这对TD从标准国际化到产业国际化还是有影响的。我相信，随着TD市场的兴起，这些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

　　与此同时，产业联盟未来的发展将面临新的课题。早在2005年11月25日的联盟理事会议上我就提出，随着产业的成熟和市场的启动，联盟成员间的关系也将由过去的“合竞”为主转向未来的“竞合”为主，如何继续维系联盟的团结与合作，将是我们面对的新挑战。实际上，那时我们也曾设想过联盟未来的工作内容能否向更高层次发展，也就是将工作重心由目前促进产品开发与产业合作转移到未来着力产业导向与标准化。这样，联盟企业就可在产业的未来发展方向上谋求合作，在产业的标准制定上达成一致，并共同推进标准的国际化。而在具体产品的市场关系上，即可以是竞争，也可以是合作，各显其能罢了。3G另外两大国际标准WCDMA与CDMA2000各有一个专门的国际化组织在作支撑，即3GPP和3GPP2。那么，以TD-SCDMA为基础，在充分国际化发展之后，我们能否把联盟演进为3GPP3呢？这些有待于联盟继续探索。我认为，只有发展到了那个阶段，我们才能说“中国创造”真正具备了国际影响力。

　　技术论坛与产业联盟是我们继TD技术创新之后，在建立产业链方面进行的组织创新与制度创新。有人在一、二年前就问，为什么两大组织不能合并？原因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也许真的有一天到了类似于“3GPP3”组织阶段，那么这两大组织就没有不合并的理由了。今天回过头来看，无论是技术论坛，还是产业联盟，都在TD产业发展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发挥了不同的作用。打个比喻，如果说产业联盟是TD的“工农联盟”，那么技术论坛就是TD的“统一战线”。两大组织的发展历程，充分反映了TD产业的历史发展进程。

　　五、大唐移动与TD-SCDMA

　　大唐移动是一个为TD而生的企业。2001年9月，以周寰为首的研究院领导班子做出了一个对TD后续发展至关重要的决策，这就是下定决心集中大唐集团内部从事移动通信技术开发与产品制造的各类主要资源，组建大唐移动，全力以赴开发TD-SCDMA技术及其产品。2001年11月，我们完成了大唐移动的基本搭建，并开始试运行，直到次年2月正式完成法律注册登记。

　　组建大唐移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因为从实际操作目标和方式看，它更像是重组，而非新建，牵涉的利益面较多。那为什么要成立大唐移动呢？我认为有两大关键因素起了作用：第一，是TD-SCDMA正式成为3G国际标准。从1998年开始，周寰、李世鹤等人勇于创新，大胆求索，在信息产业部及其邮电科技委的有力支持下，在中国参加国际电信联盟(ITU)专家团队的鼎力帮助下，经过三年激烈的角逐，TD-SCDMA终于在2000年5月和2001年3月，分别被ITU和3GPP正式接纳为第三代移动通信国际标准之一，这标志着TD作为国际标准的地位已经确立。接下来的情况是，TD仅作为一个纸面学术标准存在呢，还是成为一个实际产业标准，这是大唐必须要做出的抉择。不可否认的现实是，我们标准的起点与国际其他标准的起点相比，有着很大的差距。国外在形成标准时，已经基本具备了产业化的基础，而我们则是一穷二白。所以，要做成产业，我们走的路会更难、更曲折、更不可测，但放弃是不可能的。能够成为国际标准，对中国人来说是第一次，既然我们能够成功提出标准，就不可能不走下去，否则就失去了原本做标准的目的和意义，只不过这次成功比想象的来得快一些。但是，如果不是以企业平台来做产业，不是以市场化机制来管理产业，继续沿用中研院的科研体制，那根本做不成产业。第二，大唐多年来吃尽了分散的苦头。由于成因复杂，大唐内部公司众多，这大大削弱了大唐的整体竞争力。就大唐内部各公司的业务看，大都只有专业上的差别，且不少还重复，完全没有行业上的区分，这种体制既缺乏面向客户提供整体解决方案的能力，又不可避免地出现内部同业竞争的局面，资源积累差与消耗大同时存在。就以TD为例，在组建大唐移动前，TD的技术和标准开发工作主要由成立两年多的大唐中央研究院承担。那时的中央研究院也就约300人，除TD之外，同时还进行着CDMA2000的自主开发和WCDMA的合作开发，这样真正投入到TD开发上的人员不过百来号，而且集团内的其他单位还在各自进行着非TD的3G产品开发，这种多头投入、重复开发、同业竞争的局面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当时的集团在外部咨询公司的顾问下，从着眼建立一个能够做强做大的企业出发，规划了最终发展成为一个由六大业务单元或事业部组成的企业或企业集团，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产业整合与集中，大唐移动就是规划中的一大业务单元。另外，集团由于底子薄积累少，无法提供开发TD所需的大量资金，必须主要依靠外部融资。因此，为了解决融资平台的问题，集团以中研院的TD班底儿为基本力量，再加上上海大唐移动等其他相关资源，成立了大唐移动，并希望将来通过移动通信产业的规模发展乃至与资本市场的对接，建立一个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高科技企业，为集团的产业整合提供一种新的选择。

　　大唐移动成立后面临的形势是非常严峻的，第一，当时国内外对TD的认知认可程度相当低。信产部产品司张琪司长在大唐移动成立仪式上，为了呼吁各方面支持TD，在致词时连着三个鞠躬并带三句大声恳请，不曾想事后她还为此受到了压力。此外，我们请财务顾问(中银国际和德银)帮助搜集境外各方面对TD的信息，结果是一少二负面。这些都直接反映了TD当时的处境。第二，独立的关键技术开发环境和体系尚未建起。当时我们的主要精力是与西门子合作开发TSM(基于GSM核心网的TD-SCDMA)，并不是符合3GPP规范的TD-SCDMA，也就是LCR技术。实际上，TSM作为过渡技术和产品，在当时已渐失去了市场机会和价值，而LCR还未起步。后来，关于是否要继续做TSM的争执，成了我们与西门子之间最大的战略分歧。第三，产业链几乎一片空白。尽管当时我们与西门子既是TD标准的力挺者，又是产品联合开发的合作伙伴，但按产品源提供者算，也只能说是一家供应商，而且我们双方的侧重点都在网络设备，产业链的其他方面根本无从说起。类比3G其他标准的产业链，更是不可同日而语。第四，内部融合任务艰巨而繁重。大唐移动初期的人员主要来自于集团内的三地四处，约五百余人，不同的地域、文化、企业背景和管理习惯，使得融合成为公司建设的首要任务。如果不能有效拆除内部无形的篱笆，建设起一支高凝聚力的战斗团队，要想完成TD这样的任务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第五、开发资金严重不足。仅以2002年为例，我们当年的预算是2.3亿元，实际只用了1.6亿元。不是不想用钱，实在是无钱可用，我们必须量入为出。尽管我们成立时就请了投行帮助融资，但除了2004年ASB战略投资外，限于诸多因素，一直难有大的突破。这种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持续了多年，对TD的开发进度实际是有较大影响的。直到2006年“3+2”试验结果获得相关各方首肯，这种局面才根本改观。

　　针对这一状况，我们确定了基本的发展思路和战略，这就是TD的发展不能拘泥于一个企业自身的发展，而必须着眼于整个产业链的建设和发展。说来道理很简单，移动通信产业链条既长又宽，覆盖面很广，全世界不管是哪一代移动通信产业，都是靠一个庞大的产业群来推动其发展，没有哪个是唱独角戏的，更何况TD又是弱势竞争。就TD的基础而言，如果仅凭大唐移动一己之力，那是肯定成不了任何气候，因为大唐移动只会也只能做好产业链上某个环节的事情，不具备包打天下的能力，并且全世界都不会有这样的企业。但是，建产业链与发展自我既有利益协调的一面，也有利益矛盾的一面，这就需要我们能站在TD成败与发展的高度，把利弊得失想得透彻明白。

　　由于大唐在TD标准上的特殊建树，大唐移动不可避免地成为TD产业链上的龙头企业，尤其是在产业发展初期，凡加入到TD开发中的企业，或多或少地都要依赖于大唐移动的贡献或与之开展的合作。为了力推产业链的建设，我们一是放宽眼界，敞开胸怀，自上而下地培育合作与开放的心态。这并非易事，许多人最初不解，总认为我们牺牲的太多，做了活雷锋。为此，我们千方百计地让大家明白：如果没有产业链，就没有TD的发展；没有TD的发展，也就没有大唐移动的未来。我们需要的是一个通过产业链的发展能够放大的自我，而不是一个没有产业链的孤立的小我，这种小我看似拥有很多，实际已失去了生存的根基。二是对我们在产业链上的角色和作用，进行价值自我定位，然后做出选择。只有当我们真正清楚自己会做什么、能做什么、与合作者的价值最大化是什么的时候，我们才能有机协调和处理好自我发展与合作发展的关系，担当起产业链推动者和建设者的角色。这当中，C3G小组的领导给与了强有力的支持、帮助和指导。

　　在推动产业链的建设过程中，我们主要是通过两个途径做工作。一个是牵头发起成立TD产业联盟，并以此为平台，形成一些产业发展中的组织化行为，发挥TD阵营的整体优势。二是充分利用自身的特殊地位，广泛开展点对点的多边合作，起到龙头骨干企业的作用。如果从作为一个企业的角度判定，大唐移动在产业链的建设中扮演了一个极其特殊复杂的角色，这个角色在全世界恐怕都绝无仅有了。一方面，它要责无旁贷，大力鼓动和引导更多的企业加入到TD开发的队列中来，建立健全产业链缺少的环节，并且愿意为他们提供技术帮助、降低进入门槛、持续合作服务。

　　仅从2002起的三年间，为了布局终端芯片的开发，我们继上海凯明公司之后，又与飞利浦半导体、三星电子合资成立了北京天碁(T3G)；向ST意法半导体进行了首例技术授权；与展讯达成了合作开发协议；同ADI建立了捆绑型的合作伙伴关系。此外，我们还同美国国家半导体等相关企业进行过不同程度的接触与洽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希望终端芯片开发尽可能的快，尽可能的强。但是，这种做法从产业层面看完全是合理的，无可厚非。可站在企业的角度，有时则处在了两难的境地，特别是当政策渐明、市场趋热之时，这类相同业务公司竞争的矛盾开始凸显。那时我经常会在合资公司董事会上或其他场合被合作伙伴问及：你们既然已经与我们合作了，那为什么还要支持他们？这的确不是一个好回答的问题。我的解释是：第一，我们所有的合作都是公开的，不具有排他性；第二，这是TD发展的独特历史形成的，因为没有产业链，就没有政策的支持；第三，基于大唐移动在TD中的地位和作用，每一家打算进入TD开发的企业，都希望能与大唐移动建立某种形式的合作，我们既有这个责任，也有这个义务。

　　为什么在合作之初，这个问题不那么敏感呢？可能是因为各方对TD的发展形势还难以判断。随着政策的明朗化，每一家企业都更关注自己在竞争中的比较优势。作为大唐移动，其所建立的不同合作主体之间是竞争关系，这并不符合它的长远发展利益，也有悖于企业投资的基本准则。因此，当我们在产业推动阶段的历史使命完成时，必须要有选择性地退出。以天碁为例，2007年9月，经过几个月的往来谈判，大唐移动与NXP(飞利浦半导体的继承者)最终达成了全身而退的协议。

　　除了上述所讲的情形外，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要尽己所能，积极扶持未来潜在的竞争对手，因为形成多厂商供货的局面，是市场和政策要达到的目标，这对我们来说，挑战更大。如果说前面的合作我们尚有利益参与其中，那么后面这种行为基本是让未来的对手站在我们的肩膀上开始搞开发，而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自身要走得更快更强。在有关政策的导引下，2003年11月28日，我们签署了向中兴、普天转让技术的协议，并开始移交截至到签署协议时的最新版本的全部技术文档，这种转让方式在全世界恐怕都空前绝后了，为此我们得到了少量资金补偿。由于补偿额较低，以至于后来给外界带来很多误解。记得2004年前后，有几家知名的国际跨国公司来同我们谈TD合作，他们一上来就提出要按中兴、普天的价格转让技术。我只能对他们说，你们也是搞3G(非TD)技术开发的，搞3G开发要花多少钱，能花多少钱，你们心里最清楚。如果你们愿以同样的价格与我们对等互换技术，我们可以这么做。你们不能把我们中国企业之间的这种转让看成是一次单纯的商业交易，它还包含了政策的价值。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各种方式，我们逐步把产业推动起来。TD-SCDMA不是一开始就为各方所认同接受的，它由大唐移动的孤军奋战发展成为产业群体的集体奋斗，并最终上升为国家意志，是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艰苦过程，是在严重缺“粮”少“药”条件下取得的成果。自2002年始，TD-SCDMA每年都跨越一个重要里程碑，迈上一个新台阶。2002年，我们完成了TD-SCDMA关键技术和无线空中接口的验证，证明TD-SCDMA标准不存在颠覆性技术问题。2003年，我们完成了TSM向LCR的转轨，并着手全力推动产业链的建设，总体完成了从系统到芯片及终端的内外产业布局。2004年，我们成功推出了全球第一套LCR系统设备和试验终端，并通过了由信产部组织的MTnet测试。2005年，我们参加了由三部委牵头、信产部具体组织的TD-SCDMA产业化专项测试，测试结果证明TD-SCDMA可以大规模独立组网。2006年，我们参加了由国家三部委领导的，由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三大运营商牵头组织的“3+2”模式“规模网络技术应用试验”，在外场实际环境中，验证了TD-SCDMA的网络性能，第一次全面检验了TD-SCDMA产业化成果，为国家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2007年，TD-SCDMA开始进入试商用阶段，开始在包括六个奥运城市在内的十城市建网。这些重要的里程碑铸就了TD今天发展的基础。

　　曾有企业担心，大唐移动会利用其在TD知识产权上的地位以及对产业链的渗透程度，成为中国的高通。这种疑虑其实大可不必。多年来，我曾同许多关心此话题的人或企业交流过，明确告诉他们，大唐移动成不了中国高通，因为高通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抓住特定的产业机会，利用特定的背景环境，构建的一个独一无二的商业模式，这个模式没有再复制的可能。道理很简单，今天当全世界的人都在盯着你是否会成为高通的时候，已经注定你成不了高通了。其次，由于TD独特的成长经历，大唐移动所掌握的知识产权已不具有独占性。比如，为了推动产业联盟的成立，大唐在八家发起成员中实行了相互间免费交叉许可的知识产权政策。有人会说，大唐是不是吃亏了，我认为，这个问题要历史地辩证地去看。一项知识产权的价值不是由发明人说了算，而是最终要由市场说了算，市场不用，再好的东西也一钱不值。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以说我们是用未来的市场价值在换取当期的价值，也就是说，如果不做“牺牲”，建TD产业链，就没有TD未来的市场；没有TD未来的市场，也就没有TD生存的价值。

　　那么，作为新兴的电信技术和设备供应商，大唐移动的生存之道究竟是什么呢？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开拓，我们实际上已经确立了围绕TD核心技术及原始积累，依据自己在产业链上的价值定位，不断进行内扩和外延，基本建成了三条产品线资源要素交叉配置和同心圆发展的模式。对大唐来说，TD是一个不可再生的资源，通信产业又是一个快速变化的产业，一个企业能否由小到大快速地成长发展，关键是要有一个持续明晰的战略和长治久安的环境，只有真正站立起来的企业，自主创新才有不竭的源泉。做大一个企业并不容易，在我离开之时，大唐移动已经是一个年销售合同额近20亿元、人员达三千人的公司，与行业内的其他公司比较，这还只是刚学会走路。我们也曾那样想过，在国有大体制下能够生长出一个是依靠充分竞争而非垄断的高科技大企业，这些只有留待大唐的后来者去解答了。

　　六、TD发展还需要三年坚持不懈的努力

　　我说这句话，绝不是说TD还要等上三年后才能商用，而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从TD作为创新产业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责任，从TD要奠定的竞争地位以及要达到的自主创新战略目标来说的。客观地讲，今天的TD还没有到达最终成功。什么叫最终成功？作为一项商业技术标准和产品，其成功的标志就是商业普及程度及市场地位。今天正在进行的TD商用推广，还只能说是向成熟商用和普及的迈进。

　　毫无疑问，那些为TD标准创立、产业发展付出极大的企业和个人，都梦想着TD早日成功。但是，如同对待任何新生事物一样，我们既要有勇者无惧的精神推进它，又要以智者不惑的理性对待它，光凭激情和依靠政策是不够的，TD的商业成功最终是一个经济实现问题。只有当我们深刻认识TD，真正弄懂TD是什么，TD为什么，才能健康地发展这个产业。

　　就当前TD的商用进展看，其难度仍然不小。与另外两个3G国际标准的商用推广相比，TD面临着双重的压力：一是“跑什么车”，TD同样面对全世界发展3G的共同难题，就是如何发展3G业务和应用。打个吃饭的比方，人每天不吃饭不行，语音通信就如同能吃“饱”饭一样，是生存必需。但是，除了要吃饱饭外，适应不同的消费需求及能力，人还需要吃“好”饭，即从基本口粮向食品多样性发展，以满足不同“口味”和“品味”。这种吃“饱”的单一性、必需性与吃“好”的多样性、适合性是有着很大的差别，前者是必要条件，后者是充分条件。电信发展到今天，语音作为通信的基本需求并没有改变，尽管数据业务在快速增长，但它包含的内容和种类已不像语音那样单一。许多人一直期盼3G有“杀手锏”业务出现，并以此判别3G是否有用，这实际是对基本需求和多样性需求的混淆和误判，是3G认识的最大误区。如同我们有能力吃饱的时候，一定要想方设法吃的更好一些，这就是2G和3G的关系。我们不因有了2G，就不需要3G；更不是有了3G，对所有人什么都成为必需。3G是2G的发展，是为了解决多层次多样性的需求，因此3G的业务和应用更呈现周期性族群式的消费特点，不可能像语音业务那样不可或缺。用一句话来概括：菜有吃厌的时候，而饭总是要吃的。二是“修多好的路”，这是TD本身发展的问题。3G另外两个国际标准在国外由于开发早、发牌早、建设早、运营早，已经积累了至少领先五年的商用经验，今天TD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其他两个标准在商业运营初期同样也发生过，只不过它们已走过了这一段路程。毋庸讳言，由于起步晚、积累少，TD产业链至今仍是三大标准中基础最弱的一个，产业链上深层次的问题还没有完全彻底解决，仍需要制造商花大精力、下大力气去攻坚克难，需要运营商和制造商更紧密地合作。

　　目前大家对TD产业链的状况有个基本判断，那就是网络设备相对成熟，主要瓶颈在终端。相比较3G其他两个标准的终端产业链而言，TD终端链的确十分薄弱。究其原因，一是国内网络设备供应商已经历二十年的成长发展，他们从自主开发产品做起，经过从农村到城市、从国内到国际的市场竞争洗礼，已经出现了能与国际一流设备商比肩角逐的企业。企业是产业链的代表，其能力和地位决定了产业链的发展水平。在终端领域，中国至今还没有出现这样的企业。二是移动通信制造产业的发展规律总是设备先于终端成熟，不过，TD的终端产业链相对于设备发展确实慢了点，这也是我要讲的第三个原因。三是兴起于本世纪初的中国终端产业，经历了由代工、贴牌、自有品牌，再到“山寨”的发展，中间起起伏伏，但从终端价值链上看，却始终处在中下游。由于我们未能掌握芯片及核心软件等关键技术，终端产业的竞争力一直受到很大制约，也就是说我们的“直道技术”尚可，低成本、渠道战还能一拼，但“弯道技术”就差了，研发能力和品牌价值远不及国际一流企业，一遇到技术换代、产品升级、功能增加、新业务开发等，就成了我们发展减速或掉队的转折点，当国外企业也做出了低成本并熟悉了渠道之后，我们传统的终端企业就几乎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就好比汽车两轮驱动与四轮驱动的动力性能差距。所以，TD终端产业是在一个相对更加薄弱的基础上起步的，要想实现跨越发展，下的功夫也要越大。

　　移动通信产业链之长，涉及面之广，是其他通信产业链不可比拟的，其中终端产业链最具有代表性。这次TD终端产业从芯片与核心软件做起，对国内及其与之合作的国际企业既是第一次，也是巨大的挑战。这里既有技术本身成熟的问题，也有投资、人才、市场政策等相关条件的影响。当前，可供商用的双模终端芯片及解决方案还只有三家，即使这三家，芯片的性能和软件的稳定性也有待继续提高，况且这三家的产品策略、经营状况、投资者(股东)影响还存在一定的变数，这是TD终端产业面临的潜在风险。尽管目前还有四到五家企业打算或正在开发芯片，但要成为可供商用的产品，花上一年半载的时间是至少的，因此在未来的一年内，TD终端产业链上游的格局仍将处在一种可能变动的状态。本来3G牌照发放后，稳定多样性的终端是3G业务推广和普及的关键手段，但是对TD终端产业链来说，如果没有稳定的上游，就很难有繁荣的下游，更不可能有TD的成功商用。此外，即便上游完善稳定了，下游也还需要引入更多有实力的国内外企业参与开发，尽管当前终端发展的瓶颈更多地表现为上游的不足，但这并不说明下游已经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多年来，中国终端企业与国际一流优秀的企业间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对此，我们应该着眼于整个终端产业链的均衡发展，及早采取促进策略和有力措施，未雨绸缪。

　　说TD网络设备成熟，只是相对于终端情况而言的。搞过网络设备研发与制造的人都知道，一项重大网络装备，其持续的改进与完善是伴随产品整个生命周期的。当前TD网络规模建设还只能说是开始，前期已建网城市还没有大用户量承载的考验，因此网络设备情况依然值得关注。一是要关注单站系统设备的稳定可靠，着眼于持续的工程化改进，不断进行组网优化，提高无线网络性能。这一阶段的重点不是要做“新技术”，而是要做“好产品”，在全网运营能力与服务质量没有得到充分验证的情况下，不宜把层出不穷的新技术推给客户，那只能是害人害己，到头来会危害产业链的健康发展。二是要继续加快设备产业链的国际化步伐。同终端产业链一样，对TD而言，只有国际化的产业链，最终才有可能带来国际化的市场。目前阶段，仅凭中国企业很难把TD推向国际市场，这里有诸多的历史、现实、政治、经济等壁垒的影响，国际化的产业链才有可能克服或规避这些影响因素。

　　一条产业链是否健壮，不仅要看它纵向环节的完整性，还要看它每一个环节横向的丰富性，TD产业链的薄弱之处在横向。除了投入小、今年以前TD的最终运营政策不明外，基础差是一个重要原因。前面说过，其它两个3G国际标准都有全球性的2G运营网络和产业为依托，只有TD是横空出世。也就是说它们的代际更替，实质上是依靠产业链的整体演进来实现的，而不是凭借局部产品的递进。TD目前的情况恰好相似于后者，产业链上的发展情况还参差不齐。如同几年前一样，今天TD产业链面临的局面依然是学会合作比单纯竞争更重要，产业链上的企业只有把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做好，才是对产业链的最大贡献，才会有产业链的和衷共济。

　　今天的3G之争已不再是技术标准之争，而是三个标准的产业链之争；也不再单纯是制造业之间的竞争，而是支持同一技术体制的制造商与运营商一道去参与的竞争。因此，只有当这个技术标准具备一条既健康又健壮的产业链时，其才有真正的立足之本。尽管从2002年起，我们就以充分开放合作的态度，开始不断地打造TD制造的产业链；到了2004年，TD制造的产业链已初具雏形；又经过2005和2006两年的发展，一个以中国顶级ICT制造企业为主要力量、国际跨国公司直接或间接参与的TD制造产业链基本建成。而且，随着3G牌照的发放，这条产业链已经延伸至运营商。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TD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成长环境，TD产业链今天仍然是三个标准产业链中最弱的一个。不过，以目前的政策环境和支持力度，只要产业界肯下功夫，凭借TD创造和中国制造的双重能力，TD产业链一定会在二三年内迎头赶上。

　　此外，面对TD产业链的现状，运营商的担忧是值得理解的。但是，随着3G牌照的发放，运营商已不可能置身度外，甚至必须扮演产业引领者的角色。运营商应给予愿意或继续投入TD的企业以更多的鼓励，这种鼓励不仅是资金和政策方面的，更多的应该是精神和信心层面的，这已是两者共同的责任和利益。运营商只有超越自己，赢得产业链，才能赢得3G这场竞争。

　　今天，时间对于TD整个产业而言，显得更为紧迫，国际上同比可竞争的技术和产品还在不断快速地发展进步，技术演进的未来之争也拉开了帷幕。有些人担心，以目前的状态来看，TD有被LTE跨越或替代的危险，我个人认为，TD是否会成为过渡技术和产品，关键还在TD本身的发展。有这样几条线索可作为思考的逻辑和判断，一是从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逻辑和规律看，LTE的出现可以说是一个比较突兀的现象，当然技术的演进可以有革命性的变化，但今天回过头来看，LTE的提出实际上是传统电信设备厂商应对新兴IT厂商的WiMax挑战的一个重要战略手段，因为两者在原理技术上、网络结构上、商业模式上等有太多的相似或相近之处。近一年来，当WiMax在全球进展不顺的时候，LTE似有放缓的迹象，当然，TD的发展不能心存侥幸地寄托于LTE的放慢发展上。二是搞过研发制造的人都知道，移动通信任何一种新的系统技术，如果从大规模开发算起，不经过个五到八年的锤炼，很难达到商业应用水平，2G是这样，3G也是这样。如此推来，LTE商用怎么也要到2013年前后。更何况，LTE不仅要跨越技术的门槛，还要跨越芯片制造工艺的门槛，产业化约束条件更高。三是只要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TD经过三年的深耕细作，一定能够达到商用成熟和规模普及的程度，到那时TD就不可能被跨越替代掉，就像今天我们有了3G，并没有把2G扔掉一样，相反还要不断地建设发展。因为那是一个巨大的网络，在那上边集聚着庞大的需求各异的客户群，任何迁移皆非一日之功。而且，自2G以后，移动通信在技术发展上还有代际之分，在网络发展上已呈堆叠关系，如何解决多网并存，实现优势互补，才是处理好技术、网络、服务的关键。四是TD产业的发展与后续演进技术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对接，一个没有未来的产业一定不会走得太远。

　　综上所述，今天的TD仍要在做实、做宽、做厚、做长产业链上下功夫，它既是TD今天发展的需要，也是TD明天发展的基础。当TD具备了这样一条产业链时，它未来的演进发展将不会再是少数企业的努力，而是一个庞大产业群的利益追求，在这种条件下实现的自主创新，将会再上一个新层次。

　　一年多来，TD发展一扫前一阶段的云遮雾罩，出现了难得的“好天气”，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成立，电信业的重组，3G牌照的颁发，网络规模建设周期性地开展，都为TD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但愿这些都是TD可持续发展的“蓝天绿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