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苏格拉底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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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到苏格拉底的死，就有说不出的遗憾，真希望没这回事，希望杀他的是个独裁者而不是民主制。但是历史板上钉钉，他就是被“人民”杀死的。于是又千方百计的寻找其中缘故，总要寻出个合情合理的解释才甘心，实际上那心思是替民主制开脱，极不愿它担了这种罪名，怕污了它的清白。不过又谈何容易，因为无论如何解不开这个结：民主制的基础，正是言论自由，一个能够毁掉自己基础的制度，是合理的吗？
民主制，即以民意为最终的裁决。如果剥夺了个人说话的权利，怎么判定民意呢？“民”没有口，有口的是一个个的人，民意只能通过个人的言论来表达。当然可以这样解释：既然是多数票决定的，就表明该言论不是民意，所以剥夺无碍。但是显而易见，以惩罚为手段的“剥夺”，不仅仅是不予采纳，更是禁止发表；或曰，取消了该言论的动议资格。其结果是，对该言论重新进行选择的权力丧失了。
权力意味着选择，没有选择的余地就谈不上权力。选择的范围越大，权力就越充分，反之，权力就越微弱。
由此来看，民众对于少数派言论的不容纳，实际上是他们对自己权力的放弃。随着这种事件的增多，被放弃的权力也增加，最终会导致民主制度的终结。
苏格拉底之死所以引起我们惶惑，细想起来，倒是因为雅典人尚有节制。整个事情看起来很孤立，偶然性很大，而在另外的民族，例如大革命时的法国，类似事情会演变成对异端和政敌的大规模镇压，民主遂迅速崩溃，这时我们就认为祸首是极权，也就心安理得得多。但在雅典，这次残酷的杀害成了不折不扣的民主制的作为，在严格遵守的民主程序和事前事后民主制运行有条不紊的衬托下，事情愈发显得荒唐。
我们可以设想：能不能订一条戒律放在那儿，不准民主制在运行过程中做出此类裁决，以维持制度的圆满和稳固呢？似乎不行。既然是以民意为最终裁决，那么任何民意以外的东西，都不能超越它，否则就违反了基本的原则。况且在实际当中，一纸空文有何约束力，须有切实的力量作为保障才行。而如果在民意之上存在一个可以否决它的力量，这样的体制也就不是民主制了。
于是，只能乞灵于人自己了，乞灵于人们自愿地不做出这样的裁决，乞灵于人们的宽容与良知。换句话说，民主制度本身不是自足的，它有一个缺口，因此它是一个历史性，它只能被特定的人群拥有，如虽然杀死了苏格拉底，却仍不失宽宏大量的雅典的人们。（老猫网友把贝壳放逐法看成对个人权利的不尊重，有点委屈雅典人了。这座城邦用此法解决政争，长久地避免了内部的流血冲突，许多别的民族即便现在也做不到这一点。）
我想，老天再怎么不公，也不至于天差地别，只把机会赐给某些人群，而对其他漠然不顾。恐怕是，有的人群抓住了权力，便再不放开，而有的人群虽然权力到手，却又立即抛弃，由于他们的偏狭和不相容纳。
至于现在的我们，看看各处的网掐就知道了。平心静气讲自己观点同时尊重别人立场的有多少，不容异己把看法不同者称奸称敌的又有多少。民主，是最美好的东西，但我们离它的确还非常遥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