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先天易學
呼運廷
概述
一
中國有多少年沒出聖人了，兩千年了，這極不正常。
孟子曾說過五百年必有聖人出現。孟子總結的是孟子以前的社會歷史經驗。在孟子以前，伏羲、炎
帝、黃帝、倉頡、堯、舜、禹、文王、周公、老子、孔子......那確實是一個聖賢輩出、星漢燦爛的歷史
時期，正是有那樣一個歷史時期，才締造了世界人類歷史上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的中華文明。
孟子說過那句話之后，很不幸，孟子以后兩千年時間中國再也沒有出過聖人。
這是漢代以后形成的文化框架與社會制度造成的。
讀孔子留下的書，說孔子說過的話，思想上不許越軌，兩千年間，千萬文人，一個腔調，就是孔腔孔調，儒腔儒調，否則就是不尊孔，就是冒犯聖人。
漢代以后逐漸形成的學而優則是和唐代創造的科舉考試，又對文人誘之以利。兩千年間的文人全成了動物園中的動物，喂之以食，束之以籠，馴而化之，去其本性，使之忘記本性，忘掉了文人本來應該有的面目，忘掉了文人本來應該擔負的使命和責任。
兩千年可不是個短日子，若不是中間有佛教西來，有道家變態成宗教性的道教
中國人在精神方面早就餓死在了路上。
中國必須再度產生聖人，再開創一個聖人輩出的歷史時期。這是復興漢文化的基石。否則，當代人文界叫喚的復興漢文化，21世紀是東方文化的世紀等等，就只是空叫喚，就只是做夢。
我們需要繼承“五四”以來的文化傳統，繼續對兩千年以來的文化進行揚棄。兩千年間的文化正好是整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的文化，該革除的一定要革除，該洗滌的一定要洗滌。要分清什么是優秀文化遺產，什么是封建文化。改革開放以來提倡繼承優秀文化傳統，但決不能打著這一旗號繼承封建文化傳統。
復興漢文化，需要實現與孔子時代的直接對接，實現與遠古聖賢文化時代的直接對接。就是說需要隔過整個封建歷史時期，隔過這不出聖人的2000年的歷史歲月
與奠定中華民族成為世界人類歷史上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的遠古歷史時期實現對接。
不需諱言，那是奴隸社會時期。奴隸社會時期的社會結構，政治制度早已死亡
不會對現實社會造成影響。不會像我們審視封建歷史時期的文化時總帶有封建社會的社會結構與政治制度的陰影一樣，總還在試圖侵入我們的現代社會生活。
西方文藝復興有一個復興對象，即復興傳統中那一個歷史時期的文藝，他們選
折了古老的希臘文明，古老，模糊，有再創造的可能，歷史証明了他們在選擇上的正確性。
重開中華文化盛世，這已是國家與民族的人心所向，誰也不可能阻擋。向往中國也
有一次文藝復興，希望也以文藝復興的形式，實現再創中華文化盛世的目標，也是“五四”以來文化上只破不立，破后必立的歷史發展規律。
我們選擇哪一個歷史時期做為復興對象？
唐詩，宋詞，明清小說，是2000年來人們公認的三大文化高峰，准確地講，是
三大文學高峰。文學與文化，有相同之處，也有區分。文學屬于文化，是文化這一
整體中的一部分。文學的興衰不能代替整體文化的興衰。
有這樣一種解釋，遠古時候，有一塊石頭，石頭上有字跡或刻畫之痕，后來字跡模糊了，被風蝕掉了，沒有人知道石頭的價值了。再后來，石頭旁邊長出了花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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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了人類的著眼點即審美點。人類審美價值及觀念的轉移，石頭成了陪襯，甚至被遮蓋。
石頭是文化，是文化的主體。文學是花草，是旁出部分。文學的過分繁榮會遮蓋文化主體，會遮蓋文化的本來面目與作用。
文化，思想，哲學，三位一體。文化是對思想與哲學的文而化之。思想與哲學
離不開文化，也不存在完全脫離思想與哲學的文化。漂離思想與哲學的那一部分文化，表現為文學與藝朮，文學與藝朮對于文化主體來說，是漂離部分，旁出部分。
我們需要對2000年來不發展哲學思想文化，只畸形地發展文化的漂離與旁出的那部分文學這一現象給以深刻反省。我們需要適當地鏟除文學與文人。鏟除文學，為突出文化主體。鏟除掉非文化意義上的文學，缺少文化質量與含量的文學。這類文學正是產生于漢代，興盛于唐宋，濫溢于明清，末流于當代。鏟除文人，就是鏟除小說家，散文家，詩人，他們之中相當一大部分人根本上缺少文化含量，根本不懂得文化的真實含義，他們同他們寫作的東西，是文化的旁出者，私生子，是非文化意義上的花草的產生地。要做文人，就做遠古文人，恢復遠古文人的本來面目，本來責任擔負。否則皆在鏟除之列，李白，杜甫在鏟除之列，羅貫中，曹雪芹等等在鏟除之列，當代所謂文人全在鏟除之列。
即使認為我們的文藝復興只是文學藝朮的復興，唐詩，宋詞，明清小說，也由于距離太近，過于清晰，其藝朮成就過于完整，已失去再創造的條件。況且我們需要的是漢文化整體上的復興，文化的復興，同時是思想和哲學上的復興。從后者著眼，唐詩宋詞明清小說，漢代文化唐代文化宋代文化，都從根本處欠缺用來復興的基礎。
復興漢文化，選擇出一個復興對應，我選擇周代或商代，更傾向商代。商代創造燦爛的清銅文化和神秘的甲骨文化。青銅以象勝，甲骨以易勝，這里的易，是指《易經》，有象有《易》，重象重《易》，是今天復興商代文化的特有條件。
不選擇周代文化。商文化尚祖，周文化尚天，有相信人類自己還是相信天命區別。商文化粗獷，周文化細膩，風格上的差異顯示出商文化的創生性，處在創生階段，周文化處在完成階段。商周文化一脈而有異。
不選擇春秋戰國時代。春秋戰國時代是一個思想文化哲學百家爭鳴時代，很適合原創思想文化哲學產生，但以孔子老子為主的儒道兩家已經結有后2000年這個巨大的果。我們需要的不是重復與模仿，而是再度創造與創新。我們更需要研究老子是怎樣成為老子的，孔子是怎樣成為孔子的，他們學朮思想源泉在那里，是什么，惟有這樣才能夠再度產生聖人。我提出復興商文化，正是看出孔老思想源頭是商代
空子曾几度游歷中原尋求商文化，沒有尋到，退一步才研究周文化。當今商代文物大量出土，足夠成為產生并形成思想哲學文化的材料和源頭。況且我提出復興商文化，只是以商文化做一個代表，它代表的是中華民族作為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國之一
其文明與文化形成過程，實質是中華民族上古文明的創造性。
中華民族文化到了最危險的時候。20世紀末，中國社會科學界的學者們以預言家的姿態向國人預言21世紀是東方文化世紀。這是什么預言？與兒童講的天真幻想一樣。21世紀將是什么世紀？不錯，是一個文化世紀。是一個權力文化世紀，是一個文化發展受權力操縱的世紀。是一個以強權為背景為依托的文化侵略世紀。由于以強權為背景，不可能有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平等沖撞和互補，在強權背景下，只會是東方文化失語。由此可以斷言，21世紀不僅不是東方文化世紀，反而是東方文化加速度西化的世紀。已經過去的20世紀，只是這場西化的序曲。21世紀與22世紀才將是全盤西化的時候。要到23世紀，東方文化才有出頭之日。300年，時間很短也很長，清朝300年就是一閃過去的。時至今日，一個少數民族的統治早已結束了，仍有多少人多少影視劇作品在為其歌功頌德。漢文化被同化到這種地步？一個民族的文化脆弱到這種地步？經歷過21和22世紀之后，西方文化到中國也是300年
那時候漢文化會是什么情景？
復興漢文化，再創聖賢輩出時代，才能夠使中華民族成為世界東方永不倒下的文化巨人。這是現代中國數代文化人應肩負的使命。
開創聖賢輩出時代，與上古文明實現對接，就需要在思想哲學文化等方面跨越孔子與老子這兩個聖人，跨越這兩坐文化高峰。首先要敢于與他們站齊，與他們并立，有這樣的膽略與勇氣，有等高的學識與成就。并且要能夠高于他們，才能夠跨越他們。西方一代一代文化聖賢，都這么做，才創造并保持了文藝復興以來思想哲學文化上的不斷進步。中國聖人已經斷代了2000年，要再出聖人，就需要付出更多更艱巨的努力。
二
老子留下一部5000字的《道德經》使他成為聖人，代表他全部哲學思想文化成果。
老子讀什么書？用什么研究材料？用什么研究方法？老子死后概無人知。
上古的書，留下一部《易經》，惟有一部《易經》。老子讀過嗎？
今天研究《易經》的人，都影影約約覺得《道德經》與《易經》講同樣的道理，但明顯處只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几句，其他又不能完全對得上號。
我在這里告訴研究《易經》的人，也告訴研究《道德經》的人，《道德經》完全講的是《易經》，是《易經》中的內容，是《易經》中的方法，是內容和方法的一部分。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有名為萬物之始等，是方法部分﹔內容部分只需對照《易經》臨、損、節、中孚、歸妹、睽、兌、履以及萃、咸、困、大過、
隨、革、快15個卦，其內容都可以詳詳細細對照出來。
老子是研究《易經》的人，老子是懂得《易經》的人。
代表孔子哲學思想文化成果的是一部《四書五經》。其中《四書》為孔子之前的政治歷史資料。我們不取孔子的政治思想，他的政治思想已形成中國2000年封建社會體制。真正能代表孔子學朮思想與哲學文化研究成果的，是《四書五經》中
《易經》的《易傳》部分，是《詩經》。
先談《詩經》。相傳《詩》有3000多首，被孔子刪剩300首。3000多首，那有可能是孔子以前詩歌全貌，刪剩的300首不能代表孔子之前的詩歌面貌，從思想內容、藝朮風格到藝朮成就上都不能代表。商周時期的作品能夠手工抄寫流傳到孔子時候，說明3000首詩已具有流傳價值。一個刪字，被刪去2000多首，可能某些方面的內容被全部刪掉，可能留下的300首也已被刪改過。孔子死后，2000年間，再未發現其余詩篇，要么傳說不實，要么被孔子全部銷毀，若如此，孔子是文化聖人還是文化罪人，就另當分判。《詩經》300首之后，有沒有改變詩歌方向、文學方向？乃至文學的本質，都大有疑問。應該說詩300首，只代表孔子個人思想傾向和藝朮傾向。
孔子研究《易》很有成就。聖人述而不作，《易經》中《易傳》部分卻是孔子所作，表達了孔子對《易經》的認知與體悟，足以代表孔子的思想哲學文化成就與貢獻，其體悟與認知淵博宏大，深刻精微。
我們知道周文王被囚羊里曾經演易。周公為《易經》64卦撰寫爻辭。
相傳炎帝、黃帝、堯、舜、禹几代聖人先后依據《易》中有關卦象發明網罟、舟船、房屋、城市、集市貿易等等。
相傳伏羲創造八卦。
可以得出的結論是：在中國，上古聖賢皆演易。演易，就是研究《易經》，推演《易經》卦數與易理。
那么，我們是否可以認為，一部《易經》，既是上古歷代聖賢取得思想哲學文化成果的主要學朮材料。并由此確立《易經》是中國文化即漢文化的活水源頭，并且是惟一源頭。
3
不演易，中國就不會出聖人。就不會出思想哲學文化學朮成果。就很難有思想哲學文化復興。
但是，孔子沒有留下演易方法，老子沒有留下演易方法，周代沒有留下演易方法，商代沒有留下演易方法。中國人很早就有了知識封閉或者知識產權保護意識
。歷代不留下演易方法，是壞事也事好事，壞的方面很多，好的方面也很少。單就好的方面講，可以使演易者必須自己去找出方法，必須自己去親手演易，否則終不知《易經》的宏博深奧與細微縝密。
可悲的是自孔子死后2000年間中國沒有演易人。
漢代以后儒學獨尊，孔子更被抬到了至高無上的位置，2000年間，千萬儒士，只許朝拜，不許超越。無數部研究《易經》的著作，一概是注解再注解，你注解過來，我再注解過去，一概是炒剩飯。又怎能出現演易人。
王弼以道家思想解易，得意忘象，離《易經》走得很遠。
邵庸摻雜象數解易，對于正統如儒學來說有點越軌，卻略有成就。
以儒家為代表的易學為易理派。后世儒士認為孔子未曾談象數，只談易理，也就只敢談易理，不敢談象數。不知孔子若不實踐象數，又怎么演易，若不演易，又怎能推得出乾坤道理。
到了朱熹，在《易經》中附上了蓍草筮法。蓍草筮法與六爻課屬于同類性質。從由原來繁雜的蓍草筮法到簡化三枚銅錢，都離不開神謀鬼謀，祈求神靈以增大銅錢落地時的偶然率。只有偶然性，缺少必然性，是兩種方法的根本缺陷。也就不可能是《易經》的根本方法和本來方法，也就根本不是演易方法。
以道家為代表的易學為象數派，其主要實踐于性命修煉。
以江湖派為代表的易學為朮數派，其主要用于占卜并以次謀生。道家易學與江湖易學的共同特點是以易起卦之后就拋開易學，重用五行、干支、六親、六獸之類。如同是六爻課，易理派起卦后仍以卦象卦理解卦，朮數派則在起卦后裝五行，看五行生克，裝干支，看干支衰旺休囚等，其實已是挂羊頭賣狗肉。至于江湖上的八字推命、紫微斗數、奇門遁甲之類，已完全是易外朮數。
一部《易經》，原本無一字提到五行。在《四書洪范》中周武王見箕子，也明顯將五行、八卦等分為不同范疇。自戰國末期鄒衍至漢代京房把五行朮數硬塞入《易經》朮數，并取代了《易經》朮數后，易理派攻擊朮數派不是宗易學﹔朮數派攻擊易理派不識朮數。其實易理派故然不識朮數，朮數派的朮數也不是《易經》朮數。《易經》原本象朮理一體，體用合一，像一只完整的葫蘆。這只葫蘆被分成了兩半，每一半都被稱作瓢，一瓢為易理，一瓢為朮數，瓢有用，但已有用無體。況且作為朮數的那只瓢丟失了，無人傳下來，于是有人用金、木、水、火、土為材料做成一只瓢，這是五行的瓢，不是原來《易經》的瓢。即便像宋明理學有二瓢合一即體用合一愿望，有欲圖演易沖動，二瓢終究合不起來，宋明理學終究成為一場空談。以至清代易學又棄宋從漢，棄理從數，要恢復漢代易學。
當代，易學恢復，易理派與朮數派同時恢復。
易理派大多是人文界人士，大學哲學教授，他們大多有意無意傳承儒家之學，自覺地去做儒門子弟，并且有馮友蘭之后新儒學之稱。馮友蘭被稱為當代哲學大師
，學朮成就有《中國哲學史》，馮友蘭董得中國哲學？在哲學本身意義上有何建樹
？在哲學本身意義上即哲學原創思想與理論上沒有建樹，就不能稱為大師一級人物
。寫作中國哲學歷史的人只是知道中國歷史上已有的哲學事件與人物，只是哲學秘書、記錄員角色。這樣的人很需要，但應放還其應有位置。使豎子成名，只應孔子之后2000年沒有哲學英雄。馮友蘭提倡并創立新儒學，正是思想上無知的表現。當前學界一批人仍然嘰嘰喳喳搞新儒學，從馮友蘭到現在一批人無知于儒家在歷史上成功，是成功于其思想對政治統治的價值，不是其純學朮價值。成功于禮為政治統治服務。孔子接受周禮，改變周禮。禮，原義為祈福，是宗教萌芽時期的產物。周代尚天，禮是周人祀天祈福儀式，退一步，是禮賢儀式。孔子把禮拿來規矩人與人的關系，是創新，也是對禮的非禮。新儒學要傳承儒家什么？政治統治價值還是禮
？當然，儒家還有其他，如仁義與誠信，這可能正是新儒學所欲承傳的。不說儒家有此。道家有道德，佛家有平等，各家有同類概念的不同用詞。在當今社會，仁義與誠信更多表現為社會與大眾行為意義，而非純學朮意義，新儒學扁扁走學朮路子
。因此現代社會以后重搞儒家的主體價值已不可能，以學朮方式提倡仁義誠信，有如12345六789中的“六”字一樣，繁雜、怪僻、落伍。現代以來，儒學仍然有價值的是其各類文本中的文化價值部分，其文化價值集中體現為《五經》中的《易經》。
搞哲學的馮友蘭不是完全無知，臨死前弟子守在床邊等待臨中遺言，馮友蘭留下的話是：注意中國的《易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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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易理派受國家養著。由國家或各級政府出資，他們不停地召開各種《易經》學朮大會，很熱鬧，毫無意義﹔一些大學增設研究生、博士學位，有意義，沒有價值。一些朮數派人士也開起了公司，也參加易理派的學朮會議，也到大學講學
。更多的江湖朮數則蹲在路旁，出沒小巷，他們也在拼命地、艱苦地學習，以提高自己的預測水准，以便增加個人經濟收入。
恢復期有理數交流跡象。
我仍然要問：梁啟超、張之洞、郭沫若、包括以上講到的馮友蘭他們，趕上漢、唐、宋、明易學水平了嗎？對《易經》做出貢獻了嗎？金景芳、張岱年、任繼愈、朱伯昆、李學勤、湯一介、劉大均、唐明邦......又怎么樣又在研究什么？邵偉華、李洪成、胡志達、黃鑒、郭躍尊、龐玉龍......又在搞什么？當代易學能擺脫2000年以來有大疑問、大缺陷的易學傳統嗎？能真正出現全新的易學氣象？能演易嗎？能不能出現演易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