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红卫兵司令的自白－－我不忏悔》（节选） @ 历史与人生 [复制链接]

作者：安文江

不少人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通古斯大爆炸一样的突发事件，这是断裂历史的观
点。我以切身经历体验到“四清运动”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文革”的预演，悲
剧的前奏。
１９６５年到１９６６年６月，我以工作队员的身分与复旦高年级师生一起亲历了
两期社教运动。半年在奉贤县胡桥公社，半年在宝山罗店公社。实质上充当了一年
阶级斗争的工具。
在学校里讲阶级斗争终究是抽象的。以工作队员身分真正面对农村现实，我发现我
一向崇敬的党员也有令人作呕的丑行，一向以为天堂般美好的人民公社也有不堪入
目的阴暗面，而我一向觉得勤劳。俭朴的贫下中农也有那么多自私。保守和落后…
………。我有一种被欺骗被愚弄的感觉。但是，失去理性思辨力的我们不可能从历
史的高度去理解没有挣脱精神束缚的自然经济产生贫困落后的必然性。相反，我们
毫不怀疑地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解释，即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１９６２年进复旦，始终在紧锣密鼓的警报声中读书。是年，毛泽东同志提出中国
“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同年９月，他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
号召，６３年他提出“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的警告，结合苏联的教训提出了
“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现实可能性，后来他又首次使用“党内走资派”的新名
词，我们则通过批判《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北国江南》、大批文艺界的
阶级调和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灌足了火药的我们在“文革”中爆炸决非偶然！这
是社会学家，文艺家评析红卫兵运动时基本上没有触及的命题。

在奉贤，我负责一个生产队的运动。在“包袱”阶段，我队没半只“包袱”上交。
我怀疑自己犯了毛主席批评的“心慈手软”的右倾病。工作队领导又反复强调“加
强敌群观念”，“警惕走过场”。我就将病殃殃的女会计找来，拉长脸大搞政策攻
心，反复交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终于，五天后她红肿着眼睛“交代”了六
十四元“贪污账”。我一边写汇报，一边心里打鼓：凡会计都会贪污吗？她为啥说
不清怎么贪污的？工作组长开导我说“这就是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嘛，隐瞒作案过程
为的是反攻倒算！”我也便心安理得了。现在想想，对她有一种犯罪感。我这个人
心肠很软，但阶级斗争学说唆使我开了杀戒。

在宝山县，运动到了建党阶段。我所负责的鲍家宅生产队同样也要“吐故纳新”。
我这个无党无派的“民主人士”居然承担起先锋队发展的任务，找对象谈话，讲解
党章，填写申请，写个人鉴定等等。当三名新党员站在党旗下宣誓时，我谇然涌起
一种失落感。

所以，“四清运动”虽然比“文革”温良文明，却同样闪烁着极左的刺眼弧光。怀
疑一切，无限上纲，乱纠蛮批，以至逼供信，大民主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我们呢
，在毛泽东同志描绘的“党变修，国变色”的前景的难以辩清根底的落后面前感到
迷茫，怖慑。这种惊悸浮躁情绪又在“反修防修”的引导下转化为要冲击什么要捣
毁什么的狂热。

激荡的感情缺少有头脑的理性判断，必然成为冲天浊浪和荒原野火。“四清”是大
学生红卫兵的孕育期，这是史实，尽管有人要掩盖。
６

１９６６年６月，我们突然接到立即返校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我敏感到有
一场比“四清”更剧烈的运动等待着我们去投入。

初夏的复旦园燥热，憋闷。从党委到学生都有股惶惶然的情绪，害怕发生什么又急
切地期待着什么。《海瑞罢官》的超常规批判，“三家村”的全民性声讨，陆平，
匡亚明的揪出和两报一刊充溢硫磺味的文章使校园笼罩在令人窒息的浓雾之中。像
活火山下的居民，我们等着喷发又害怕喷发。茫然中，我竭力寻找明确的走向。那
一段时间，我几乎一字不漏地聆听每晚的新闻广播，天天逐字逐句地研读两报一刊
社论和评论员文章，总想在字背后找到支撑灵魂的东西。北京的高干子弟以揭竿而
起，我还在观望之中。我老是做梦，一会红一会黑。

校党委也被毛泽东的指示搞迷乱了。一边放映反映匈牙利事件的电影《前夜》、《
黎明》，警戒可能蠢动的学生，一边违心地组织对周谷城，周予同的批判以对应时
局。在少数师生贴出揭批党委书记陈传纲同志的大字报后，经上级批准，校党委宣
布陈是修正主义分子，陈书记不久便饮恨自杀。这种丢卒保车，舍一人保整体的做
法意在控制主动权，但与其愿望相反的是客观上鼓励了学生的蠢动。

陈是修正主义那么被陈提为宣传部长的原中文系党总支书记徐震是什么主义呢？我
们依照极左的思想进行想当然的推理。６月２５日，我和同年级的十一名同学贴出
《徐震是什么人》的大字报。徐讲话多，又是笔名公今度的杂文家，和“三家村”
一对照，辫子一大把。于是，又贴出了《二论徐震是什么人》、《三论徐震是什么
人》。凭心而论，徐震同志豁达平易，对我们也很器重，大字报的领头人还是他精
心培养的尖子。可是，《人民日报》尖锐的指出“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生死斗
争中，是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当资产阶级保皇派？每个人都必须做出自己的选
择。”我们当然不做保皇派了！于是，揭竿而起踏上了造反的第一步。校党委意识
到“徐震问题”可能会成为冲决党委的缺口，在力保办个月后就放风“党委对徐震
问题早有察觉。”党委负责同志说：“６月中旬，我们就叫徐震考虑问题了。”７
月２５日，该同志又说：“决心下得晚了。”次日，中文系党总支组织百余人贴出
《彻底打倒徐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阴谋》的综合材料。徐成了又一为保车而弃
的卒子。这无疑宣告了我们的胜利，激发的我们乘胜追击的斗志。校园里一派“向
中四小将学习”的欢呼，我们则更坚信了“怀疑一切”的极左信条。－－－这是一
段有人不愿重提，有人力图掩盖的史料。文革中，丢卒保车，丢车保帅的现象遍及
全国，有多少周谷城早在红卫兵诞生前被批斗，有多少陈传纲、徐震被推出来充任
无罪的替罪羊以至走上决路。把这些账搅浑了统统算在红卫兵头上，对得起历史吗
？假如全党共止之又将如何呢？

在没有法制，没有权力制约，充满个人迷信色彩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不能苛
求各级领导同志挽狂澜于既倾。但是，反思浩劫，面对周谷城的高帽，陈传纲的尸
体，从策略出发组织或批准对他们上纲批斗的当时的领导能不问心有愧作必要的反
省吗？你们可以“根据上级指示”推诿，那么，红卫兵“根据最高指示”又作何论
？何况，一些共产人在狂潮中观风使舵，卖友求荣，辱格求荣，踏上贼船也是一股
显见的浊流。止是有些人有权利使自己“一贯正确”。

６６年１０月。上海文化广场休息厅。出席批判资反路线大会的市委某负责同志在
我的毛主席语录扉页上主动提词：“打倒ＸＸＸ！”这是超前性口号。当时的上海
还在“火烧”。这一自乱阵脚的表态是鼓励造反派提前升温。当时，我出乎意料。
二十年后，我在中央级报纸上又读到该同志的长篇追悼文章，称“我的亲密战友Ｘ
ＸＸ同志”。我感到寒心的滑稽！文过饰非的恶习不改，中华民族的脊梁段难坚韧
！邓小平同志曾实事求是地说，在“文革”中，周总理也说过不少违心的话，做过
不少违心的事，这无损于周总理彪炳日月的伟大人格。但是，有些人似乎比周总理
更伟大，一说“文革”就撩起衣襟亮出伤疤，摆出一贯受害又一贯正确的姿势。这
是又一种“欺”和“瞒”。


７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毛泽东佩戴红卫兵袖章登上城楼接见红卫兵。宣告“文化
大革命”进入狂飙突进的红卫兵时期，中国顿时成了烈焰遍地的非理性世界。

“八。一八”核辐射炙热了中国。到处是“三忠于”、“四无限”的口号。“大海
航行靠舵手”的赞歌和“拿起笔作刀枪……滚他妈的蛋！”的呼啸。上海市委为控
制形势，率先在人民广场支持成立上海红卫兵。复旦党委闻风而动筹建红卫兵大队
部，以持保守态度的党团员为主干，当然排除了以在串联亮相的造反派。我们则针
锋相对筹建造反派红卫兵，后因观点不同，分成“红革会”、“红三司”、“东方
红公社”三伙。这是学生队伍自解放以来的第一次分裂。

保守派红卫兵比我们更迷茫、更痛苦。他们敏感到毛泽东、中央文革以越来越鲜明
的态度冷落他们而支持造反派。像最孝顺的儿女得不到母亲的理解，他们产生了凄
绝情绪。为了表白他们的忠心，一反温良的常态而渲泄积聚的忿懑与绝望。于是，
复旦的保守派在炎热的８月发起了癫狂的“打鬼运动”，粗暴地揪斗了一大批“牛
鬼蛇神”。

在球场的乒乓球桌上，苏布青教授被保守派押上台，主持大会的是我们年级的团支
书，一位质朴善良的女同学。她声嘶力竭地声讨、斥问。突然把一瓶红墨水喷洒在
苏教授谢顶的头上，随即推到台下，责令他在晒得冒泡的柏油路上做狗爬……我被
她的突变震愣了。

现在回想倒也可以理解，他们满腔赤诚悍卫党，结果落个“保皇派”。“我也造反
给你们看看！”这是潜意识。“文革”中的各派学生像被疯狗追逐的人群，跑满了
就有被咬而得狂犬病的危险，于是你追我赶。你用纸帽，我用铁帽，你叫火烧，我
叫打倒，你说一个我说一堆……什么是非、原则、政策，统统失去了约束力。“革
命不是请客吃饭”嘛。

我就在狂潮中“脱颖而出”，且不可收拾。

６６年８月２４日，校内贴出未公开发表的毛主席的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
，他以冷峻似铁的语气写道“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
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
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计，长资产
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用心何其毒也！”最高统帅明确尖厉的表态给我
们注射了兴奋剂，复旦园的造反派热泪横流，纵声欢呼。恰逢赴京上告的造反派代
表某同学从北京返校，她作为上海代表荣登天安门城楼参加“八。一八”大检阅。
我们把她的上天安门看作造反派的胜利，把毛主席和她握手看作伟大领袖对我们的
支持。当晚，大礼堂泪花盈盈，口号震天，震耳欲聋地回荡着杀气腾腾的战歌“…
…谁不要革命，就滚他妈的蛋！滚、滚、滚、滚他妈的蛋！”（把国骂普成歌唱遍
全国是历史的荒诞，但当时的我们却感到难以名状的痛快。）我是大会主席之一。
深夜十一点多，一千四百多激情难义抑的红卫兵应上海戏剧学院少数派的要求，高
举精心裱装的《炮打司令部》，高唱《造反有理》冲向上海戏院。通宵的大辩论使
几位誓死保卫司令部的藏族班学员昏厥过去，多数派则把更多未昏厥的藏胞抬上怠
盾。这就是震惊上海的“八。二五”事件。返校途中，教辅蒋某失口错呼了口号，
更给“八。二五”增添了恐怖色彩。

我是“八。二五”上海首次大串联的领队，又是上海戏院大辩论的主持人，我有些
惶恐不安。第二天的《解放日报》以鲜明的标题报道上海戏剧学院多数派“坚决捍
卫‘十六条’”的消息。虽然没点名，我们实际上被指控为践踏“十六条”的暴徒
。８月２６日晚，复旦保守派在大草坪召开四万人大会，约请了全市各高校代表，
声讨“八。二五”事件。ＸＸＸ市长出席并讲了话，他说这一事件“掺杂着两类矛
盾”。我在会上被多次点名。在这种声讨气氛中扬名，我很紧张，很惶棘，我做不
到坦然。可是Ｘ市长的讲话和毛主席的大字报形成的强烈反差又支撑了我　辐对信
赖伟大领袖是无可置疑的。而伟大领袖支持造反派又是不容怀疑的。我怕个屁！于
是，我们在宿舍楼前贴出对联“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度然毛主席站在
我们一边，那么反对我们的群众无疑是保皇派，反对我们的领导必定是走资派。在
当时，这似乎是一加一的算式。失去脑袋的我觉得自己有着颗最红的脑袋。这正是
悲剧的根源。

在文化广场的一次演说中，我慷慨陈词：“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我们是少数派
！少数怕什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暂时，虚伪的多数我们不希罕！有毛泽东思
想指引，革命的少数发展为明天的多数是历史的必然！”何其雄壮哟！遗憾的是我
们果真成为多数，荒唐的历史又一次挑唆我们延着极左的轨道讯捷滑行。在同一次
演说的结尾，我大声呐喊：“有毛主席撑腰，我们就是最强者！白色恐怖，我们不
怕！反革命帽子，我们不怕！拎着脑袋干革命，砍头不过碗大的疤”何等的壮烈哟
！遗憾的是我们徒有满腔赤诚，脖颈上只顶着被极左控制的灵魂。“拎着脑袋干革
命！誓死保卫毛主席！”在６６年确乎发自由衷。有人以为红卫兵造反是颈后长反
骨，怀里包祸心，这是曲解。我没有统计数字，但是绝食、武斗中高呼“毛主席万
岁”献出生命的肯定要以万计数。他们是得不到历史公认的所谓“烈士”，是献给
上帝的无辜贡品。后人可以鄙夷，可以抨击。但是，请不要怀疑他们沸腾的忠诚。

８

６６年９月，我怀揣战友们拼凑的百余元钱，瞒着父母赴京串联。火车挤得像沙丁
鱼罐头，我好不容易在座位下占得一席之地，身边还躺着一位捷足先登的女红卫兵
，外语学院的。挨挨蹭蹭的谁也没心率过速的异常。车过泰安，气温骤降，我们还
合盖一件风雨衣，这幅画景今天看来挺粉色的。但当时我比坐怀不乱的柳下惠还柳
下惠。伊斯兰教徒到麦加朝圣的虔诚“净化”了我们。

我在北京见了聂元（木辛）、蒯大富、谭厚兰等，参加了关锋接见，又经人大附中
、清华附中几名高干子弟的疏通登上城楼参加了“九。一五”红卫兵检阅。当“东
方红”乐曲骤然响起，毛主席身穿绿军装，臂佩红卫兵袖章在林彪、总理陪同下向
我们步步走近时，我的每根神经都在纤颤，每个细胞都在扩张，眼泪哗哗地流下来
，我身后的一个女红卫兵幸福得昏死过去……接见完已是黄昏，我以百米冲刺的高
速奔进电报大楼。楼厅里正播送“凡拍发毛主席接见内容的电报概不收费”的通知
。太好了！我一口气写了四份，每份电文都长达四百多字。我要让复旦、定海、妈
妈和兄嫂及宝山的贫下中农分享我的幸福！若干年后，在四川甘孜地区，我目睹一
长串佛门子弟三步一拜叩得满头鲜血的情状，我才理解这种“幸福感”所包含的愚
昧。

进京的另一条所得是高干子弟向我透露的大量小道消息、内幕新闻以及各大院校大
字报揭示的真假掺和的材料。对党的崇敬感，对大人物的崇拜感层层剥落。我冲腾
着幻灭的激愤和由此引发的要厮拼的冲动。与此同时，毛泽东和中央文革越加鲜明
地支持红卫兵造反，强调“造反有理”，“红卫兵的大方向始终没有错”，警告各
级领导“不要干预他们的革命行动。”

迷惑、诱骗在光明正大的幌子下进行，本就缺乏辨别力的我们格外有持无恐。在小
说《雾》中，我把红卫兵比喻为西班牙斗牛。“斗牛是悍勇且可悲的。斗牛士用大
红布挑逗它，撩拨它，它野性勃发喷着鼻息低着脑壳高翘弯角，冲撞、踢达、搏杀
。结果是长矛戳入背脊，短剑穿透心脏，在狂热的欢呼声中匍然倒下！”这是我的
自画像，也是一代红卫兵的群像。

正因如此，回沪后我以百倍的狂热投入狂潮。

组织并主持上海造反派首次大集会……

发起复旦团委门前的静坐活动……

支持协助徐景贤、朱永嘉在市委后院造反……

组织参与抢“黑材料”活动……发起、组织上海“红三司”总部……

我成了不能自控的向左据旋的陀螺。

１１月，重建“红三司”总部，我被一致推举为勤务组负责人，人称“安司令”，
下辖大专院校中专技校等红卫兵近十万人。狂飙推我上涛头，我三分疑虑三分得意
四分自信。

那时候，当头头无需看挡案查阅历级级批报，关键看“文革”中的胆、识、才。这
三者我似乎都不缺，尤其是口才惊人。呱哒呱哒，不用纸片可以说上三四个钟点且
决少破句。这也许得益于“四清”运动的锻炼。

那时候，当头头也简单，关键看你的感召力、凝聚力。这一点也不难。封建宗法观
念体现在红卫兵组织里是对头头的决对服从，这是愚盲、迷信的扩展下移，是丧失
独立人格的红卫兵对强权的不自觉依附。有些红卫兵以见到安司令为荣，可见他们
的瞳仁里的安司令也有一轮光圈。我不再是真实的我了！每当悲哀的我，彼时彼地
却很得意，自以为挺伟大的。我自己弄不清我是谁了！想起西方哲人的一句话：“
什么样的民众产生什么样的领袖。”推而论之，要是没有八亿人民的崇拜爱戴，毛
泽东同志的个人迷信也不会那么严重。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神化的毛泽东是中国人自己种出来的。红卫兵本着“反修防修”的目的，高呼为共
产主义而奋斗，但是无论是思想武器还是行为方式形式都有着封建主义的深刻烙印
，这就决定了红卫兵运动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性质和它必然溃灭的命运。可怕的崇拜
的偶像被当成了万能之神！我在崇拜大偶像的同时也被当作小木偶被人崇拜。


９

１９６７年１月，上海发“疟疾”。自然界的寒潮使它抖索，政治上的夺权风暴使
它高烧。我也在“一月风暴”中从沸点跌向冰点。

１月１１日，我指挥近千名“红三司”战士浩浩荡荡冲进上海市公安局，宣布接管
市局和各分局。何以有诺大狗胆？一有元旦社论的指示：“１９６７年，将是无产
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
一年。”二有中央首长的具体指示“公安机关是地地道道的黑窝子”（江青），“
大多数公、检、法机关都是死保当地走资派，镇压革命群众的。不把原来的那一套
东西彻底砸烂，就永远跟不上毛泽东思想”（谢富治）。三是夺权势态的推动。《
文汇报》被造反派接管后毛泽东高度赞扬“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
个阶级的大革命。”此言一出，风暴骤起。“工总司”、“红革会”、“炮司”、
同济“东方红公社”、交大“反到底兵团”……以“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的气势先后接管了华东局、上海市委、市政府、港务局、铁路局……巍巍机关成
风化岩石，沉沉乌纱似秋风落叶。这就是震撼世界的“一月风暴”。陈丕显、曹荻
秋望风兴叹，张春桥、姚文元弹冠相庆！我们“红三司”岂甘落后又岂肯落后。

下午四时许，王洪文带一批他组织的头头闯进公安局，要求和我们联合接管。我心
里明白他们无非是想“利益均沾”，但是佯装大度地表示同意。公安局联合接管委
员会成立，我任主任委员。妈妈听说后吓得语无伦次，我却傲然一笑。

“文革”进行到１月，上海已成三强鼎立之势：市委机关联络站，上海工人造反队
，造反派红卫兵。“机联站”的秀才摆出“上海文革小组”的架式发号施令，人少
权大，“工总司”德毛主席肯定，张春桥撑腰，势力日壮，惟有大学红卫兵已成强
弩之末，我已敏感到有失势、失宠的可能。中国知识分子在历次大变革中的使用价
值旧是吹鼓手。随着运动的发展，造反派到了夺权阶段，抢大印，插派旗，排座次
的内讧也趋向白热化。我们红卫兵比“工总司”多一点虔诚，但“一月风暴”中同
样沾染了进京后的刘宗敏、牛金星的气味。“红三司”接管公安局的动机之一就是
亮旗子争头功，有明显的山头主义。

傍晚六时许，王洪文等人又匆匆赶来，一个个拉长嘴脚宣布退出联合接管。王洪文
则令我“两小时之内撤出。”我燥火蹿了几丈高，骂他“变色虫”。王洪文冷冷一
笑，甩下一句“不撤就对你们采取革命行动！”我们就唱“滚滚滚，滚你妈的蛋”
当使的王洪文不过是工人造反派的头头，红卫兵不太买他的账。但他两小时的突变
使我不能不想到促使他急转弯的幕后人物。我估计是张春桥。不久，朱永嘉从丁香
花园急匆匆赶来，把我拽进厕所，好意地劝我撤退。他说：“春桥表了态：不支持
。”又怨怪我“这么重大的行动怎么能不向他请示！”我的情绪大跌。张春桥以中
央代表身分主持上海工作，他的表态等于最终宣判。我能不懊丧吗？张春桥整人的
手腕我早有所闻，扶徐景贤疏郭仁杰，拉王洪文打耿金章，完全是亲我者贤，疏我
者贼那一套。八点差一刻，公安局门口贴了大字报：“张春桥同志指示：对“红三
司”接管公安局，一不支持，二不反对，三不表态。”这是不表态的表态。这对我
是迎头一闷棍。我心里想到了完蛋垮台！坐牢……甚至想到了潜逃。但我装得镇定
自若，一面电令复旦、交大、师院、政法院派人增援，一边把在局内的其他组织的
头头和代表约近五十人请进会议室，向他们介绍情况。介绍会变成辩论会，唇枪舌
剑的斗得很激烈。好在我们有政法“红三司”提供的关于支持“走资派”的材料和
公安局内部造反派提供的关于黄赤波、杜蔚然的真假掺和、从政治言论到生活作风
的第一手材料。四小时的辩论我始终占上风。“工总司”的一位代表当场撕了“工
总司”的证件，说“我支持你们！”财革会头头说：“我们和你们站在一起。”首
都红卫兵驻沪代表说：“北京红卫兵愿做你们后盾！”我却没有兴奋的感觉，我明
白决定胜负的关键在北京。

公安局大院里挤满了“红三司”战士。对组织的忠诚，对头头的信赖，使他们无须
思考地站到了张春桥的对立面。隆冬子夜，北风凄厉，成千的红卫兵正唱着如泣如
诉的歌：“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第二天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反对经济主义粉碎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其中一段话是“一切无产阶级的革命派，应当像上
海市的革命造反派那样，在毛泽东思想的大旗下，进一步联合起来，把文化大革命
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紧紧掌握在自己手里……自己掌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
自己掌握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及时明确的仲裁呵。我当时有
一种被解放的感觉。尤其是“自己掌握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一句无疑是最明朗的
肯定。彻夜不眠的上千红卫兵狂呼“我们胜利啦！”“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我
也感动的涕泪横流。上午，“工总司”等二十七个造反派主动上门承认“有个认识
过程”，表示要发出支持我们的《联合声明》以挽回影响。下午，张春桥亲自召见
，回避昨天的“三不指示”，说：“我的态度嘛，一句话：我支持你们。”事后才
明白，当天深夜，他就“红三司”接管公安事请示了中央文革的其他领导，答复是
“要坚决支持。”我压下心中的不满，即令下属组织把“春桥同志支持我们”的标
语刷满全上海。

坦白说，在公安局问题上，我与张春桥、王洪文的矛盾根本不存在原则是非。接管
公安局是“一月风暴”的组成部分，是大乱上海的错误行动。实质上是为张春桥实
施坐阵上海掀起全国性夺权风暴服务的。不过，张始而反对继而支持的反复造成了
造反派内部的公开对立，又暴露了他以我划线的偏窄心理，文过饰非的诡诈嘴脸，
这是促成我们日后炮打张春桥的原因之一。

１３日中午，我赶回复旦，针对“红革会”在公安局接管问题上站在王洪文一边，
炮制了《向红革会某些负责人大喝一声》的大字报，指控他们“制造分裂，排斥异
己”“学市侩争名夺利”。次日，“红革会”贴出《是谁制造分裂》的大字报，指
控我们是“脑袋开始发热的投机商”。随即，我们又贴出《分歧从何而来》的反驳
大字报。红卫兵开始第二次裂变。因为上海三大红卫兵组织的头头都是复旦的学生
：马立新，劳元一，周谷声和我。复旦因此被张春桥称作“藏龙伏虎之地，虎豹豺
狼之窝”，被徐景贤称作“上海的晴雨表”。复旦园的内战很快波及全上海。我是
挑起这场内战的祸首之一。

红卫兵运动在６７年１月达到峰巅，也开始了衰败。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等一
伙人的眼中，大学红卫兵完成了“历史使命”，渐渐失去的实用价值，甚至成了某
种累赘。于是，在两报一刊上再也看不到《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向我
们的红卫兵致敬》，而是“要斗私批修”，“要向工人阶级学习”的教诲。也就是
说，你们到了革自己命的阶段。始乱之，终弃之，大学红卫兵是可悲的，但这种被
弃使我们没有在极左道路上滑得更远，其中一部分开始自省，这又是红卫兵的大幸
。

１０

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８日，复旦大学爆发了震惊全国的“炮打张春桥事件”。我作为
组织领导者之一，不久被压上批斗台，我的生活与思想也发生了急转弯。命运替我
划了条黑色的弧线。

１９７９年，有人称这一事件“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先声”。我觉得，不承
认这一事件对“四人帮”的冲击，以及客观上有助于群众对“四人帮”的认识固然
有失公允，但过高的溢美之辞也不符合我们当时的实际情况。我们从没想到要去冲
当反“四人帮”的英雄，就像我从不认为自己是红卫兵暴徒一样。我之所以炮打张
春桥，原因有三：

一是对张春桥劣性的直觉与敏感。任何东西隔远了看有一种“朦胧美”，走进看或
钻进去看往往大失所望。我这人至今还相信自己的第一印象。对聂元（木辛）蒯大
富以至张春桥，一接触就没好有好感。１月中旬，在一次张主持的联席会议上，他
突然提出让上海戏剧学院的赵某参加会议。赵是“红三司”的发起人之一，后因有
私自抄家侵吞抄家物资等行为经张春桥默许关进了地牢。出来后，他拼凑了“上三
司”，在上海到处张贴“立即成立以张春桥为首的上海新市委”，高级马屁拍得正
是时候，昔日阶下囚成了今日座上宾。我很反感，觉得张是搞培植亲信宠纳小人的
一套　队上接管公安局时张的“三不指示”以及１２日阶见的文过饰非，我觉得此
人不坦荡、不磊落、没有左派味。

二是怀疑一切的理论驱使。上海人民公社（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前身，张春桥起的怪
名）成立标志着上海运动的新阶段，“走资派”倒了以後，狂热尚足的红卫兵寻找
着新的渲泄口。越演越烈的内战是其一，把矛头指向新政权中的可疑人物是其二。
“怀疑一切”成了最时髦的口号。当时，对张春桥的怀疑还没有充足的材料，可是
疑窦一开也就该他挨炮了。张不是旧市委的文教书记吗？旧市委执行修正主义路线
他就一身洁白吗？他老婆文静不是有历史问题吗？亲不亲，阶级分。他老张的屁股
没坐歪吗？这么追下去，确实不干净的张春桥露了部分真相。

三是对“文革”中极左恶行的本能反叛。我这个人受家庭影响的西方书籍熏陶，人
情味很重。这是我在文革中不参加武斗，不参加抄家的内在原因。我一边在狂涛中
冲浪，一边在浓雾迷茫……在理性灰飞的浩劫中，我看到的血泪、尸骨实在太多太
多。跳楼的外文系教师裸露的白骨，上吊的化学系教师暴突的眼睛，苏步青头上淋
的墨水，谢希德胸前沈重的木牌……交织成一幅毛骨悚然的恶梦。我厌恶暴力，同
情弱者，因为我本人是孤寂的弱者。可是我有处在弄潮的位置上　贰管我自己不参
与武斗、抄家，但这只是“君子远苞厨”的伪善。这是想摆脱又无法摆脱的痛苦。
巴金先生一度被押到我校劳动，曾住在与我相邻的房间里，每天拿扫帚清扫厕所。
我曾以中文系学生的身分私下找他交谈过两次，听他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地谈他的身
世和创作。我心里驱不散对他的敬重。十八年后，我写了篇颇得好评的散文《“清
洁工”巴金》，发在《星火》上，我是真挚的……。另一次我去参加上海师院“红三司”女红卫兵E的追悼大会，她是在外地串联宣传最新指示被流弹打死的。我作了半小时声泪俱下的讲话，号召大家向她学习。但内心却有个声音在叫：“不值！不该！”她父母成分不好，主持人居然不让他们上台。我一拍桌子责令主持人去请。但她的爸爸摆摆手，她的妈妈摇摇头，我的心也铅沉一般……尚未泯灭的良知与“文化革命”潜意识的对立和抗争在炮打中寻到了喷发的裂隙。

　　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小刘曾在3月初来看我，他忿忿地说："你还忙乎些啥呀！老子算看透了！红卫兵是啥玩意？抹桌布！打狗棍！我们傻不愣儿的造反呀夺权呀，到头来肥了谁？！中央文革一帮酸秀才呗！北京的老红卫兵除了蒯大富他们几个既得利益者还在闹腾，谁不是透心凉的！"他还向我透露了不少消息：清华附中卜大华大伙公开反江清，北京公安局一次就抓走了120多名；有10多个高干子弟窜到凭祥越过国境线到越南参加抗美斗争；有一个老红卫兵绝望得割动脉自杀……他凄苦地笑着说："完啦！我们毁掉的东西太多，包括我们自己。"这句话激起我强烈的共鸣，在我耳廓里震响了很久很久……

　　但是，小刘是高干子弟，这使我很难接受他的许多尖锐的观点。他甚至毫不隐讳地批评"毛主席晚年糊涂了"，说"母鸡司晨天下必乱"等等，这对当时的我是绝对接受不了的，我还不敢往更深层去想。也许是我多一点工农子弟朴素的阶级感情，也许是我对某些高干子弟有不可名状的反感--

　　1996年5月29日，创造"红卫兵"一词的是清华附中的高干子弟、最早抡铜头皮带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是高干子弟、最早杀向全国串联播火的是高干子弟……他们耳聪目敏，他们悍勇敢斗，他们有恃无恐。他们最早感悟到"亡国亡党"的危险，于是最早喷发"誓死捍卫"的激情。他们具有"八旗子弟"的至尊心理，于是高呼"老子反动儿混蛋，老子革命儿接班，"要害是接班。他们认为自己是父辈打下的江山的当然卫兵，于是傲岸地宣布"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他们不乏虔诚和忠贞，也不乏桀骜和狂悖。当"文革"进入揭批资反路线阶段，狂流倒灌，野火反窜，乌纱纷纷坠地，大院阴风凄雨时，他们震惊地发现自己的父辈一夜之间成了"叛徒"、"特务"、"走资派"，自己由当然的"红五类"沦为"黑七类"时，他们像钱塘大潮汹涌而兴急遽而退。于是，他们最早撕毁红卫兵大旗，最早发起对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的冲击。待十年浩劫过去，他们中的一部分在磨难中挺起了脊梁，一部分忙于营修失而复得的楼园，也有相当一部分声色犬马利用昔日的权势，父辈的威望，以十倍的疯狂向社会讨索青春失落的利息--这是一页某些人不愿或不敢过多翻阅的历史！我认为，他们的功过是非放在中国这块宗法观念浓重的土地上剖析，不难作出公正的判断。遗憾的是这一批红卫兵的重要群体往往被有意无意地忽略，特别是在揪"三种人"时，大概因为退潮早而被遗忘。有一位豪门千金，曾是狂暴地揪斗殴打老舍、曹禺等文化名人的组织者之一，这一条放在一般老红卫兵头上，够得上"打砸抢"吧？但是，报刊上出现的是对她的绝对正面的吹捧。我毫无将谁揪出来的用意，上帝最能原谅受骗的修女。但人人平等是必须的，这是民主政治的标记！"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是不得人心的封建心制的残余。

　　我们一行偷偷溜出校门向南进发。浙江、福建、广州、广西、贵州、四川、湖北、江西、安徽、江苏……但是，南国春光，秀山碧水不但难以使我宠辱皆忘，相反刻下了无法抹去的悲怆，又一次失落，又一次幻灭。

　　江南没有向我展示她的明媚秀色……广州白云山衣衫褴褛的乞丐向我伸出污黑的手指；平陆动物园门口，人民的警察用皮带抽打一位用石子丢过猴子的人民；阳朔的农田上踽行着人拉的木犁；安顺饭馆内刚挥去嗡嗡叫的苍蝇又围上一大群要饭的孩子，川江岸边古铜色的纤夫拽拉着逆流而上的破帆；庐山脚下一群冷漠的看客围观着一具倒毙的尸体……懂事后第一次走出大上海，看到如此的贫穷、寒怆、凄苦的图景，我给震懵了！从小到大，唱的是"社会主义好"，学的是"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推崇的作品是"童子面桃花开了"，"地球像颗红玛瑙"……我心中有一股想吼叫想骂娘的冲动。想起闻一多的诗：

我来了，不知道是一场空喜，
我会见的是噩梦，哪里是你？
那是恐怖，是恶梦挂着悬崖，
那不是你，那不是我的心爱，
我追问青天，逼迫八面的风，
我问，拳头擂着大地的赤胸，
总问不出消息？我哭着叫你，
呕出一颗心来--在我心里！
……
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

　　写于军阀混战时的《发现》竟和60年代的我产生共鸣，我惶悚，我困惑。我发现自己确是个十足的书生，以前的22年像浮在虚幻的云中，脚没有踩踏在沉甸甸的黑土地上。

　　还有更令人心悸的场景。

　　在贵州安顺碰到上海建材学校分配去的贵阳的同乡，他说了许多当地的落后、愚昧。在黄果树竹楼里，不少人家把毛主席像供在佛龛里点火跪拜，他们不相信毛主席是真实存在的人，而是菩萨；到重庆，恰遇"反到底"和"红成"械斗，当天又听到《红岩》作者罗广斌被迫害致死的消息；在武汉，数万人在政府大院外静坐绝食，已有一名饿毙；……在九江我听说，赣州打派仗，被俘虏的冶院女学生押送农村，最"革命"的惩罚是蹂躏其身心……

　　这就是"全国山河一片红"？这就是"损失最小最小，收获最大最大"？这就是"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

　　天真的我当时还害怕看到幕后的答案，努力用"局部的"、"暂时的"自解自慰。可是活生生的现实是空洞的理论压不住的，我开始怀疑"安司令"的价值。
斗牛罢斗。陀螺减速。我在迷雾中求索。
红卫兵是可悲的。我们没有意识到随着王洪文、徐景贤们的崛起，红卫兵在全国范围内处于退潮的颓势，再抗争也徒劳。

郭××是可悲的。他心怀被张春桥冷落、在市革会被排斥的怨愤却又秉承张春桥旨意挥舞大棒。一次喝醉酒，他对我大发“良弓藏，走狗烹”的牢骚。不幸而言中，最后他被张春桥甩出来含愤自杀。他有所醒悟却为时已晚。

张春桥们扶植的红卫兵只有一类，即死心塌地地护卫他们的陈敢峰之流。陈是同济大学“东方红公社”头头，以看风使能出名。“文革”初期，陈丕显同志养病，他说“陈是毛主席肯定的红小鬼，不能动！”聂元梓到上海煽风点了陈的名，陈敢峰马上表态“和上海头号走资派血战到底！”1月26日，他打电话向我摸底准备炮打，他接管的铁路局已在北上列车两侧刷上“炮打张春桥”的大标语，中央文革特急电报上到，他最早组织宣传车到复旦狂呼“坚决拥护张春桥正确领导！”“誓死保卫中央文革！”上海人称他为“陈看风”毫不冤枉。可怕的不是投机者的存在而是他们被常识重用。我想，假如东敢峰不上大学，他只是个聪明的福建农民；假如他不搞投机，他只是个一般的技术人员……结果呢，青云直上，“市革会”常委、“红代会”文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直至当了林彪死党王维国的妹夫，锒铛入狱一命呜呼！历史上，投机而得善终的为数寥寥。所以，做人还是率真坦诚为上。敢峰被重用对他本人是上火炉，对我却是个教育。我由此看透了张春桥上伙的尊容。卒子往往是主子的镜子。

1968年1月25日，复旦大学革命会宣告成立。张春桥亲临会场，发表了长篇讲话。看来，他对挨复旦炮打耿耿于怀或者说心有余悸。他说：“小资产阶级影响，修正主义影响，不知不觉地侵蚀到我们革命造反派队伍里来，它可能变幻形式， 花样很多的，变也很漂亮的毒蛇，很叫人喜欢的毒蛇……我们要准备垮台，有了这个准备就不至于垮台。说不定哪一天又要分裂，有思想准备就不至于分裂。我希望把复旦大学这个顽固堡垒完全、彻底地占领过来！”有神经的人都听得出话中暗藏的杀机，文笔很精的张春桥居然在贺词结尾处使用这等冰冷的语辞，这绝非疏忽。

但是，我没有参加这次庆贺大会，尽管作为革委会成员，我理应上主席台亮相。有人说我“闹情绪”，这也不算冤枉我。在复旦革委会筹备时直至徐景贤出面平衡组成，我始终在常委席，但成立当天突然降为委员。军代表老魏解释说：“你应该清楚，你父亲有历史问题！”我直视着他说：“当然，我知道。而且我也知道姚文元同志的父亲，春桥同志的父亲都是历史清白的‘红五类’！”这句话是挖苦，姚父姚蓬子是鲁讯骂过的汉奸早已不是秘密，张父张开益出身地主任过军阀军职我是听市委某同志私下议论的。魏代表拍拍我的肩头说一句“要正确对待”就走了。我心想：我够正确了。我祖父是木匠，30出头因拇指砍伤破伤风去世，祖母28岁守寡至今，把年幼的女儿送人一户村夫当童养媳，自己携儿子到上海当佣人。我父亲16岁当工人，以后当海员，40年代中期因轮船公司裁员，失业回丹山，迫于生计当了余年税收员，挂过没子弹的驳壳枪，在西安事变解决的定海庆祝会上，他各游行者一起的确喊过“蒋委员长万岁”………历吏问题？！哈！蒯大富说得妙：“历吏要为现实服务。”张春桥等人在我阁校革命会统辖的上海，我安某人绝无出头之日。所以，谋官而不得的情绪本人没有，由此遭人议论或者怜悯的忿满绪倒是有的。新闻系某君劝我：“会还是去开，否则老张会怎么想？”我说：“他想他的，我躲我的呗。”掩饰自我充当人生大舞台的演员，比如说满脸嗲笑地上台对张春桥说：“您好！”这需要高超的技艺。我没有，至今也学不会。为此吃了许多亏，还是学不会。

在这一年中，我过得稀里糊涂，也不想多说，震憾全球的武力镇压“上柴联司”前夜，我接到总部电话，说可以去“前线指挥部”观战，我提不起劲来没有去。第二天凌晨我去“市革会”，只见大厅里躺满伤员，才知道张春桥策动，王洪文等人指挥的这场血战是何等激烈，何等残酷。这是上海唯一的一次大规模械斗，组织者竟是“工总司”（实际指挥者是张春桥为首的“市革会”）。对“联司”，我的观点是模糊的。我不是支联派，“红三司”的多数持反联态度，支持“东方红”。但对他们反对“市革会”，隐射张春桥又觉得快意。第三天，张春桥说：“砸 司联 当天，我陪同毛主席坐车跑了趟南京路。主席说：“看起来，上海市民挺身高兴的嘛。” 意思是说，毛主席支持砸“联司”，这一笔历吏血债谁又敢算。不过，我怀疑老张扯虎皮，因为毛主席一贯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文化革命”演化为血流成河的惨剧显然有悖他的初衷，他是覆水难收了。

不久，以“红革会”为首，复旦园掀起第二次炮打张春桥运动。

这一次，口号更激烈，但逆转得更快。我在二次炮打中只充当了热情的观众，幕后的鼓吹者，没有公开跳出来疾叫。是胆怯？是保张？不是。教训使我明白：材料再多，没有中央表态也没有用。只要张有“现实价值”，什么“历吏问题”、“现实问题”都压不倒他。我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已的能量，以为打不倒“走资派”成立红色新政权有我们群众运动的大功劳，其实，我们只是被少数人作为“运动群众”的对象而已。如列宁所批评的：知识分子的叫器声比他们的力量大千百倍。我们却把口气当作力气，想谁翻一切，创造一切。智者的无知！

毛主席说：“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的时候了。”人民日报说：“对于红卫兵小将也必须作阶级分析，”“如果不能正视自已的缺点和错误，任凭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自已头脑里泛滥，那就有被阶级敌人利用的危险。”毛主席随即发表“要斗私批修”的著名号召…….温度越降越低，态度越来越严，直到1968年7月把大学红卫兵们贬之为“臭老九”，工宣队开进了复旦园。红卫兵运动进入了没落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