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金融业走出危机阴影了吗
作者： 股民工会
银行是一国经济的血脉﹐而目前内地银行业的坏账持续恶化﹐企业或个人逃废债务情况严重﹔另一方面﹐基于法律上存有灰色地带﹐令到国有资产透过银行体系及打官司方式不断外流﹐可见这已不是银行业的单一问题。从历史经验所得知﹐金融危机的爆发﹐往往是通过银行体系作为「总按纽」的。现今﹐应要重新审视银行与金融体系的纽带关系了最近的《华尔街日报》指出﹐如何保证中国金融业的稳定与发展是十六大后新领导人最应考虑的问题。因为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金融不稳定和金融危机一定会给整个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方面带来严重的危害与损失。例如﹐一九九七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不仅造成了印尼政治动荡﹑政党更替﹐而且导致了印尼整个社会的不稳定和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并由此引发了族群﹑宗教和社会团体之间的冲突﹐让社会不少贫穷的人重新回到贫困线之下﹐造成了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安。
随着中国的入世﹐在世界一体化的金融市场中﹐中国经济开放程度愈来愈高﹐其遭受到冲击机率也就会愈来愈大。世界银行一九九九年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金融不稳定﹐特别是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直线上升﹐即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发生了金融危机达六十九次之多。正是这意义上﹐有研究指出﹐在将来的二十年内﹐中国遭遇金融危机的概率为百分之百﹗
银行坏账持续恶化
还有﹐尽管入世一年来内地银行业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好﹐比如﹐不少股份制银行上市﹐外国银行纷纷入股城市商业银行﹐以及人们一向不看好四大国有银行﹐巨大的银行不良资产明显下降﹑产权结构开始变化﹐在新增的全部贷款中﹐国有银行所占的比例下降等。但是﹐目前内地银行业所面临的困难与风险是怎么也不可低估。据《华尔街日报》报道﹐银行坏账恶化的情况不但是十六大后新领导班子的「致命弱点」﹐也可能危及内地高达四千五百亿美元的外商投资。中国的银行坏账情况持续恶化﹐已到了可与印尼﹑泰国发生金融危机时相比拟的地步。这就是说﹐内地银行业尽管有所好转﹐但仍然是危机重重。
坏账已危及金融体系
内地银行业的痼疾将危及中国二十多年来取得的改革成果。如果不能清理巨额银行不良资产﹐并杜绝继续发放高风险的贷款﹐中国银行业可能面临一场重大危机。而这一危机的爆发﹐将可能导致中国发生政治和社会剧变。更为糟糕的是﹐如果人们一夜之间对内地银行业失去信心﹐就将导致国有银行发生挤兑现象。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其后果是可想而知了。正如华盛顿布鲁金斯研究所拉迪一再表示的那样﹐中国爆发金融危机的条件已经成熟﹐唯一缺少的就是「导火线」。还有﹐如果政府不合时宜地在随后推出实现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的计划﹐那么当储户产生恐慌情绪并买进美元寻求庇护时﹐人民币汇率就会崩溃。事实上﹐这些言论并非危言耸听﹐只要看看内地企业如何逃废银行债务﹐世人就能够从中嗅出内地金融业所面临的潜在危机与风险了。
以往﹐国有企业有一个传统﹐就是如何把自己运作的成本转嫁给他人﹐如吃了财政﹑吃银行﹑再吃股市。特别从一九九九年一万四千亿元债转股以来﹐当一些国有企业从中获得巨大的甜头之后﹐更是让国有企业把这种传统「发扬光大」了﹐甚至于非国有企业与个人也开始加入这一传统中。
遏止逃废债务劣行
据报道﹐从中央银行到各商业银行都专门设立了资产保全机构﹐其目的就是专门负责追收被企业逃废的债权（对外国银行来说﹐设立这样一个部门会感到莫名其妙）。这也说明了中国企业逃废债的严重性。因为﹐在内地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要想方设法来逃废银行的债务。时下流行的是﹐「能借到银行贷款的人有本事﹐而乖乖还给银行贷款的人是笨蛋。」因而﹐在现在中国社会中﹐逃废银行债务成了一种值得炫耀的能力﹐成了能否重用的「有功之人」。有消息表明﹐目前有不少企业正在上下活动﹐强烈要求政府出台政策准许第二次对企业实施债转股。而在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户中﹐有逃废债倾向的企业占百分之四十以上（实际可能达到百分之五十至六十）。据内地《财经时报》报道﹐截止二零零一年年末﹐青海省改制企业九百零六户﹐其中借改制之机逃废银行债务的企业有五百二十四户﹐占改制企业的百分之五十七点四﹔逃废银行债务共计五十一点六亿元﹐占所有改制企业贷款本息总额的百分之五十四点四八。
以往人们把企业与银行看作是鱼与水的关系﹐而现在则成了「青蛙」与水的关系。「青蛙」在没有拿到贷款时会拚命往水里跳﹐而一拿到贷款后又拚命往水外跳﹐企业会离银行远远的。试想﹐如果是这样﹐无论如何要求银行降低不良贷款率﹐其运作机制不变﹐银行不良贷款岂能不大幅上升﹖否则﹐银行的金融报表数字有多少可信（最近﹐政府出台一个法规﹐对金融数据造假定严厉惩罚﹐其中肯定会有问题）。
钻法律空子取不义财
现在﹐我们要问的是﹐内地的企业为什么会刻意地去逃废银行的债务﹖而这种意图为什么能够得逞﹖是因为内地的法律不健全﹑企业的信用缺失﹐还是有其它方面的原因。其实任何一家企业或个人都不是天生的信用缺失者﹐它们之所以会这样就在于这样做有利可图﹐或这样做可以获得利益而又不会受到惩罚。反之﹐如果其行为的收益代价高于成本还会有人愿为之吗﹖而且﹐内地企业逃废债务多是地方政府及法院帮助下的结果。甚至于国有银行及其机构与企业逃废债务「合谋」。
目前﹐内地企业逃废银行债务的主要方式有三（而这些方式多是地方政府主导下进行的）﹕一是改制逃债。如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时﹐以优良资产组建不承担债务的股份公司﹐由基本上成为空壳的原企业承担。而且无论是原企业重组还是承包租赁时也会如出一辙。二是破产逃债。这是企业借助破产偿债程序并在破产事务管理上违法操作以达到逃债的行为。如政府指令破产﹐将逃债而非还债确定为破产目标。而且在各个破产程序的每一环节上都是企业逃债的空间。三是政策逃债。就是借助于政府的种种政策来逃债废债。如「债转股」政策开始酝酿乃至有关规定出台后﹐许多地方政府指令或法院裁定「债转股」﹐以期达到逃债之目的。而政府的政策比比皆是﹐企业借政策逃债方式也千花百样。
不过﹐不管上述逃债的方式如何不同﹐但基本上都是政府主导下的结果。如青海省银行同业协会约定对该省的企业恶意逃废银行债务采取联手制裁时﹐青海省政府一个「指示」就可能让银行协会的制裁停止。更为甚者﹐企业的逃废银行债务多是政府怂恿下的结果。因为﹐在一些地方政府看来﹐特别较为落后的一些西部地方政府看来﹐这些地方经济发展落后﹐外来投资少。而这些地方经济发展之资金基本上靠国有银行支持﹐这些地方如果没有「倾斜政策」﹐西部大开发仅是一句空话。
也正是这种思维逻辑下﹐地方的各职能部门保护企业逃废银行债务也就自然了。比如﹐在不少地方﹐企业的「诉讼逃债」也是一种十分普遍的手法。所谓的诉讼逃债在法院的帮助下「逆向借用司法权﹐以规避司法对债权的保护」。如与关联企业打假官司﹐假查封等方式﹐然后通过法院裁决的方式把银行债权悬空﹐从而达到逃废债的目的。而且﹐随着金融信贷向个人发展﹐个人债务人逃债也成了一种很普遍的现象。
改革国有银行体系
目前内地这种严重的企业逃废银行债现象﹐其实是一种中央与地方利益冲突﹑国有商业银行产权界定不清楚及司法不独立的结果。因为﹐对于内地商业银行来说﹐尽管它是国有资产﹐但隶属于中央管理﹔而对企业来说﹐又隶属于地方政府管理。地方政府为了实现自己政绩的短期效应﹐就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利用其手中的权力﹐如何来侵占国有的资产﹐特别是在司法不能独立的情况下﹐地方法院的裁决则成了地方政府侵占国有资产的合法工具。如果法院慑服地方政府的权力与企业合谋﹐地方政府要侵占国家资产更是得心应手了。
党的十六大报告﹐对国有资产的所有权改革﹐打破了大一统的格局﹐以寻求对国有资产所有权建立起中央与地方的分合治理与分合所有的新格局。这当然为解决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冲突提供了一种新思路﹐但是地方政府的权力如何约束﹐司法如何独立及企业信用如何建立﹐这些都是解决企业逃废债不可或缺的方面。更为严重的﹐由于国有商业银行的权力向中央集中﹐以往那种小的地方政府对国有商业银行干预的活动会减少﹐甚至禁止﹐因为﹐国有商业银行行长的官位会大于这些小的地方政府﹐但是如果比这些银行行长更大的官员要他们就范时﹐这些国有商业银行行长敢不作为吗﹖否则就得冒丢自己乌纱帽风险了。正是这意义上﹐中央银行一方面下指令要加速处理不良资产﹐降低国有商业银行不良效率﹐但另一方面国有商业银行产生不良资产的机制不能改变﹐这就可能使得国内银行业的不良资产愈积愈多﹐金融业的系统性风险加大。
银行体系为危机纽带
再从历史的经验来看﹐金融危机无论是由银行危机触发﹐还是由货币危机触发﹐都会通过银行体系对实际经济造成巨大的危害。美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发生的大萧条﹑日本近十年来的经济一蹶不振都是银行业失败的结果。因为﹐从银行业来看﹐银行是一国经济最为重要的融资渠道﹔银行通过资产负债表持续期的不匹配来创造流动性而易于遭受挤兑﹔银行挤兑将会破坏支付系统﹐从而形成对整个经济的损害﹔银行贷款是债务型合约﹐其合约链的中断对实际经济会造成连锁反应﹐并由此对实体经济影响深远等等。正是这意义上说﹐外国研究者提出的警告﹐国人不得不引起足够重视了﹐否则﹐内地金融业系统性风险随时都会增加﹐危机随时可能面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