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浩如烟海的秦汉玺印中,由于时间的流逝,我们已无从考证作者姓名与作品产生的具体情形了。但在年代的顺序上还可约略排出一个发展嬗变的大概,我们就从这此大概入手, 去触摸秦汉人流露在这丰姿多彩、雄丽瑰奇的方寸间点滴思想脉搏、情感意识吧。
秦以前的印章无论朱白文多带有边框,形制较小。印文以当时各诸候国通行文字为据,依字布形,各逞机巧。因少限制,故风格显得灵活多变,印文笔划多少悬殊各异,字形大小参差不齐,空间位置错综处复杂,与其说这些是作者有意识地安排,不如说是根据字体的自然形态随形填刻的结果。正因为轻松随意,照顾到文字的完整性与自主性,才摒去了人工雕琢的痕迹,暗合古人“无意于佳乃佳”的审美之道。在空间分割、结篆配合、精神内涵上都显得朴实自然、明朗生动。
其后,印章形制逐渐增大,印文结体也渐趋规整。至秦时,出现了“田字格”、“日字格”等印框界格将文字笼括在规矩齐整的天地里。这种情形的出现,与中央政权的集结统一大有关联。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对玺印称谓、文字、印式、材料、规格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印章风貌由原先的一任自流而变得法度森严,印面形式的变迁,印文风格的递演,从此就与统治者的需求喜好息息相关。至汉代,更由于隶书等字体的成熟滥觞,隶意笔划的大量掺入,形成了独特的入印文字--缪篆。缪篆线条在匀称稳健的前题下盘旋绸缪、平直排叠,以最大的伸缩性占据印面最多的空间,使印面文字与文字之间的契合,更趋坚密和谐。同时,因印文的相对规整,解除了由印框外加的秩序界定,以自身的亲和力,调控起整个印面的气氛,成为中国篆刻艺术的一条准则。
若从更深远的意义上开掘,则可看出,这种情形的出现还与中国人文理念中“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密不可分。文字作为人类文明的象征,与人类生存的宇宙息息相应。举凡大自然的一景一物,一张一驰莫不可从文字中得到映证:“于天地山川得方圆流峙之常,于日月星辰得经纬昭回之度,与云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于衣冠人物得揖让周旋之体,于须眉口鼻得喜怒惨舒之分,于虫鱼鸟兽得屈伸飞动之理,于骨角齿牙得摆拉咀嚼之势……”(唐李阳冰《论篆 》)。印章作为文字的载体,同样承载了这样的信息,它由随意到法度,由不规整到稳定和谐,在这一系列的渐变过程中,我们看到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秦以前由于生产力低下,创造的手工物品相对粗朴简率,但随着时代的推进,随着政权的统一,必然驱使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向着稳定、规范、法制的方向进发,至汉时,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所以,印章形制与文字风格的变迁,正如社会的发展,有一个连续缓慢的过程,它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是在大一统的格局下集结了整个社会的集体意识,并逐步完善。马克思说:“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它就依然是这种产物。”同样,秦玺汉印也是社会的产物,是社会意识的一种折射,从一侧面反映了当时的人文环境和政治气候。
诚所谓“适者生存”,只有经过历史的的考验和优生劣汰的沉淀过滤,才能获取更新的生命。秦玺汉印是火中涅槃的凤凰。它的风貌形式经过历代工匠呕心沥血,不断地锤炼积累,终于神采焕发风流别具。它虽不是自觉有意识地创造结果,却和其它艺术一样,能够反映人生、反映社会。从小小的一方印拓中,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秦汉文化的博大精深,体味到古人集体智慧的伟大力量。
那么,秦玺汉印除了集体无意识地创造外,难道就没有个人意识的影响吗?非也。我们知道,意识的有无是相对而言的,在艺术创作中,有意识多指作者有目的,有方向性的理性思维,而无意识则表现为非理性的艺术直觉。秦汉印是由人创造的,就必然与人的意识互为表里。只是在秦汉那个时代,人们崇尚精神领域形而上者的"道",把体力操作等工艺技巧归属于形而下者的“器”。印章得不到较高阶层的认可,工匠们也只能依照直觉智慧惯性地进行着无意识地操作,而不若后世艺术家带着个人审美理想,自觉主动地去求索创造。故秦汉玺印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相近的时间区域里维持着相似的面貌,不是以个体,而是以集体的力量展示出综合的风采。这种风采背后亦包容着个人的真知灼见,只是在集体强大的阵容前不易被察觉罢了。通过一些特殊的印例,我们可以寻找到秦汉工匠个人的意识点,领悟到他们非凡的创造、变通和协调、拗救能力。
请看“君事”一印,此印圆形两字,按秦玺惯用伎俩,应左右各半,互不冲突。此印原来意识中亦遵循着左右均分的排布方式,故“事”字起笔先占一半位置,但在刻制过程中事字下端却渐渐偏离了中线挤向君字。何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相信有实践经验的作者都会明白,那是未打稿的缘故。由于可以断定,这是一方凿印。当事字完成时,已占去了印面三分之二。怎么办?作者急中生智,开始了有意识地活动:把君字“尹”部插进留出的上部空间,剩下的“口”部只好缩小,硬挤入余下的狭小位置。为了使印文不至于倾斜,他将事字末笔向下强硬折回,并将尹部中一竖向左偏听偏斜,使视觉引向左边,团练在中心位置,故两字合为一个整体,并不显得突兀。如此手段,可谓置之死地而后生,无法中生出至法,它是作者无意中犯出错误,有意识进行拯救的应急举措。从中可以看出秦代工匠对印章构成烂熟于胸和从容不迫的把握能力。
此类情形举不胜举,如“专室之玺”,专室二字飞扬跋扈字势开张,之玺二字只好委曲求全缩在一隅。“姚疌”一印左右均分,姚字笔划繁多,若按习惯写法作左右结构,则与疌字之简不相类属,故将兆旁上移成上下结构,笔划始能统一。“聂益耳”中一下子出现了四个耳,为避雷同,处理成大小错落下欹长短各不相同的形态。
在汉印中,比较普遍的则是因为先模后铸,有充分的时间推敲,故法度森严,印面匀衡,笔划腾挪揖让、增损并连相得益彰。且看汉私印中“颜周”一印,页部下两笔向左穿插,使空间紧密。“弩疋印”弩中一竖缩短让出位置,以供弓旁伸展。“王仁士印”仁部屈曲嵌入二短横以利均齐。“司马胜武”胜字精简,止旁收敛以取和谐。正是因为他们在机械繁复的操作过程中不断地加入了自我意识、审美体验,才形成了如此丰盛的印章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