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黄亚生 明案，黄亚生教授的新著《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企业家与国家》（Cap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Entrepreeurship and State）,最近获得了英《经济学家》评2008年最佳图书奖。我在网上搜索到黄氏关于上海模式/上海文化的相关批评，有关文献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观点采访，一是他的文章节录《创新精神正在从上海迷失》，选刊于此，以供参考。标题是我加的。 *浙江模式与上海模式* 如果说198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是扶持发展农村个体户和个体乡镇企业，那么到了1990年代，改革的重点转移到扶持大中型国有企业的转型和改造。黄亚生教授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政策取向由扶助个体私有制向扶持国有经济的转化过程，前者以浙江模式为代表，而后者的典型就是90年代出现的上海模式。 黄亚生教授说：“与上海模式相比较，浙江模式是中国最具有资本主义企业精神、市场化程度和个体化程度最高的发展模式。以个体企业为主导和国有企业为主导的经济模式的主要区别不在于产值的增长，而在于真正获利的是哪些人。” 黄亚生教授的研究显示，在1980年代，中国农村人均家庭收入每年以超过10%的速度增长，这10年也是中国脱贫成就最显著的时期，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在这个时期共有1亿4千4百万人口脱离贫困状态。到了90年代，农村收入从80年代的两位数增长急剧下滑到4%左右，脱贫人口也只有6千200万人。 *后果不同 依赖出口* 黄亚生教授指出，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产生了不同的经济后果，对当前和今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他说：“可能我们许多人都知道中国是实际上最严重的收入不均的国家之一，贫富差别可能仅次于拉美国家，但是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在1980年代，中国的贫富差别缩小了很多，到1990年代却急剧恶化。我认为这和两个时期不同的发展模式有关。” 90年代农村经济的停滞，导致成千上万农民涌入城市打工。黄亚生教授认为，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存在使得任何企业决策者都会做出类似的决定：他们牺牲了研发，而青睐于劳动力密集型生产。与此同时，农村家庭收入增长缓慢，导致国内市场消费疲软，推动中国逐渐走上了严重依赖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模式。 *纠正上海模式* 黄亚生教授最后强调，所幸中国现任领导人似乎正在纠正1990年代的“上海模式”的弊病，他观察到，中国农村家庭收入正在缓慢回升。 黄亚生说：“他们正在试图回到1980年代的模式，在许多政策性提议做出政治性的选择。他们已经做了许多正确的事情，比如废除农业税、免除和减少了农村学费和其他教育、医疗费用。目前正在拟议实行的土地所有制改革等等，都证明了这一点。” 创新精神正在从上海迷失 印度的领导人对上海模式十分着迷，他们试图使孟买变成第二个上海。这个幻觉完全是被上海浦东模式的表面所吸引，并没有真正理解上海城市发展的内在原因。没错，上海是在飞速的发展，然而，绝大多数的发展所带来的收益都涌向了大公司(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到了居民手中。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低收入的上海人发现他们和富人群体之间的差距正变得越来越大。上海有强大的政府，但是企业家和创业精神与中国其他省份相比却逊色得多。此外，根据统计上海的创新也非常少。难道这会是孟买想要学习的方式吗？ 上海模式在印度非常响亮，印度知识分子和商人常常极其愤怒地质问“为什么孟买不能更像上海”，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是一位牛津毕业的经济学家，精通人文学，但他仍然视上海为榜样。在2006年3月的一次演讲中他说：“当我说到将孟买变成上海时，很多人想知道我脑子里在想什么，给孟买的未来描绘一幅路线图并不是我的本意，但是我确实相信孟买能从上海学到经验并重新变革它自己。” 他对上海快速崛起的向往表现了印度人对上海经济模式的深度赞赏。但他对这个如此赞赏的城市其实知之甚少。关于上海，一些人认为他是经济发展的榜样，是中国繁荣的象征；另一些人则认为持第一种看法的人是因为他们完全不了解上海模式的根本。 绝大多数对上海的赞誉源自视觉的观感。仅仅看看上海给人印象深刻而且壮丽的外观，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很明显的。《经济学人》在2005年3月一篇关于中国和印度的文章中指出，印度已经重叠了他和中国的较量。为什么？作者在上海和孟买之间进行体验旅行比较两个城市来证明他的观点。回到上海是令人眼花缭乱的，比如新的摩天高楼、钢筋水泥的丛林；回到孟买则更踏实，那没有新的机场，唯一的创新就是移民局改良了排队系统。因此这篇文章得出结论：尽管它的邻居正在进行日新月异的发展，但是印度在可以看到的地方正在原地踏步。但这是事实吗？ 上海有很庞大的GDP数字，然而GDP数据很复杂。它告诉我们经济活跃程度的水平，但是它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关于收入的分配情况。20世纪80年代，当上海的人均GDP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有所下降的时候，平均居民收入反而有所增长，尤其是郊区居民收入。从1990年开始，上海市的人均GDP数据增长的速度高于全国其他地区，但在1993年的顶峰之后，上海市的郊区居民的收入与其他地区相比，呈现退步趋势；上海的城市居民边际收入与其他地区相比是增加的，但增加的速度实在太慢，大约七年左右增加一点。 为何上海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一个假设是国有经济可以在居民平均经济福利增长迟缓的情况下实现发展。比如，国企可大力投资，然后通过利润分配过程获得巨额利润；政府财税收入丰厚，可以支持大型的投资项目；但居民收入因为高税收而降低。相反的，真正的企业主导型经济只有在居民收入增加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发展。在企业驱动型的浙江经济中，城市的人均GDP比上海高。一个逻辑上的推论就是：浙江的GDP表现与其平均的居民家庭收入成正相关关系，上海则相反。与浙江人均GDP、城市家庭收入和农村家庭收入以及与国家平均水平相比，上海以上指标的关系完全相反。在政府主导的上海模式和企业驱动的浙江模式下居民所享有福利的区别不言自明 此外，让我们再看下上海的创新能力。专利技术是衡量区域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很好的标准之一。上海被证明在专业获得方面非常薄弱，尤其在以下两个因素中更为显著：一是上海起初在八十年代是作为技术创新的领先者，但九十年代后开始落后；二是上海接受了中央政府大量的资源投入，通过大量的投资，一个世界级的基础设施使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但上海似乎没有表现出有中国本土竞争力的经济景观的区域性质——并不具有较强创新性和不断升级的技术和产品能力。 1987年，共有575项专利被授予上海的个人和机构。当时上海排名第二，仅次于北京。仅仅过了四年之后，1991年，上海专利数量的排名就跌倒了第九，上海不仅排在了北京之后，同时也排在中国最大的两个农业省份四川、河南之后。从这些排名结果不难发现九十年代上海的创新能力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九十年代的前五年，上海的专利排名在9和10之间徘徊：而九十年代的后五年，上海的专利排名在6和8之间徘徊。2004年，上海的专利排名上升到第四，位居广东 、浙江和江苏之后。上海科技技术潜力很大，他本来有能力阻止其技术地位的下滑，但它始终未能恢复到过去八十年代中期的那种技术领导地位。 事实上，相比浙江和广东，上海有更多的工程师、科学家和大学；在做研究的科学家数量上，差距更为巨大：上海的科学家数量是浙江的5.9倍，是广东的2.37倍。上海在研发方面的投入也较浙江和广东更多，甚至在政策和立法方面上海也获得了较广东和浙江更为倾斜的政策。 促使上海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上海的私营企业非常薄弱。事实上，印度应该有能力从观察上海的城市发展中归纳出这个事实。只有政府才有资源和能力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同时建造3000多座摩天大厦。从逻辑上而言，这个城市的私营企业部门一定是相对很弱的。 我们可以把本土私营企业分成两类，第一类是小型家族企业和夫妻店，第二类是较大的私营企业。上海在两类企业方面都非常落后。这两个问题能够反映关于创业家精神的变化。根据2004年商务部的调查，上海的本土私营企业数量非常之低，这很容易使人得出上海没有创业家精神的结论。1991年上海几乎没有一个个体户，情况在随后几年有了很小的改变。1996年，每100户城市家庭中有2.3个个体户，2004年这个数据为5。但与中国其他地区的情况相比，上海总是位列底部——1996年倒数第九，2004年倒数第三。 通过这些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上海令人印象深刻的地平线是建立在垄断资源的公共部门和大规模外资进入的基础上，而非具有活力的本土私营企业部门。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是不是应该只强调政府部门和外资利益，而忽视本土企业的发展？ (作者为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