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资产陷阱——撇去“水分”再称重
“没有卖错的,只有错买的”
。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给中国制造业跨国并购提供了黄金时段,海外资产价格大幅贬值,发达国家出现产业大调整,这无疑都成为中国企业加大海外投资的良机。然而,在这样一个“时间之窗”下,海外并购所付出的代价是否一定会和并购所产生的价值匹配呢?
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遭遇金融危机后,大批日本企业去购买美国资产,其中不乏美国的大企业,“日本收购美国”一度成为流行语,但由于种种原因的存在,日本的一些并购并没有取得成功,反而把自己深陷其中,不得脱身。其中,日本索尼公司并购美国哥伦比亚公司就是一个典型案例,1989年索尼以34.5亿美元收购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到1994年背负了27亿美元的巨额亏损,索尼公司一度陷入泥沼。
毫无疑问,金融危机导致欧美国家的金融资产价格、实体资产价格以及全球资源价格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这给中国海外投资并购提供了机遇,但同时也增添了资产价格评估的诸多不确定性,导致出海并购企业陷入“资产陷阱”。
2007年5月,还未挂牌的中投公司斥资30亿美元购入美国私人股权基金黑石集团9.99%的无投票权普通股,锁定期4年。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的进一步恶化,黑石集团发布了第三季度大幅亏损的公告,导致黑石股价低位跳水。2008年11月10日,黑石股价收报于7.57美元,中投30亿美元的投资已经缩水22亿美元,帐面浮亏超过75%。国内各方对此嘘声一片。当然,国内企业实施海外并购,不能以一时的盈亏作为投资正确与否的重要依据,但中投投资黑石事件,却提醒着国内出海并购的企业,金融危机导致资产评估更为复杂,并购活动中要格外警惕“资产陷阱”。
金融危机下,对被收购企业的金融资产和债务的估值存在更大难度和风险。金融衍生品的复杂性,使得与金融资产投资相关的企业的经营状态以及债务状况一下子难看清楚,被并购企业的金融债务的价值该怎样去评估是个难题。因此,中国企业即使看好了所要并购的制造业企业,也尤需警惕相关金融资产投资和债务的价值评估。
同时,海外并购的隐性成本也不能忽视,以往的经验证明,收购后的整合成本有时会比收购时的价格更贵。这些问题中国企业应在并购前都考虑清楚。
在对被收购资产的评估上,中国企业本身也存在一些不足,如单纯依赖上级政府的指导,而不根据评估机构所作的评估结果;依靠对并购企业的信任程度,而不是按照规范的调查流程;主要依据国内评估方法和重点,而不是国外财务交易中经常依据的回报率等基础财务数据,导致投资回报预测假设条件存在缺陷等财务风险。
故此准备出海的中国企业一定要清楚:尽管在金融危机下的确出现了并购良机,但真正出手时一定要把目标资产的“水分”撇掉后再行收购。
此外在资产价格方面,还有可能出现瞬息万变的戏剧化场景,并购企业一旦作出了决定,就要用法律手段确保所确定的收购价格。商务部的报告显示,中化国际曾经拟以5.6亿美元独资收购韩国仁川炼油公司,在签署排他性的谅解备忘录中,没有意识到应该增加附加条款,以便用法律手段限制对方再提价,结果该公司的最大债权人美国花旗银行在债权人会议上提出要抬价至8.5亿美元,超出了中化集团的承受能力,最终导致并购失败。
再有,在金融危机带来的复杂多变形势下,国内企业在跨国并购中请中介机构对所要并购的企业进行评估的钱决不能省。TCL在并购阿尔卡特手机业务时,管理层认为阿尔卡特情况简单,该部门不到1000人,且只有研发和营销体系,没有工厂,便认为交易结构相对简单,涉及人员和资源比较少,整合难度比较低,因此就没有聘请中介机构进行精密策划,而是自己设计了收购方案。看起来省了几百万欧元的咨询费,但是结果却是因小失大。TCL集团的报告表示,由于在制定计划过程中准备不够充分,问题研究的不够透彻,对可能遇到的困难准备不足,低估了整合国外企业的难度,加之其他因素的影响,造成阿尔卡特在并购后一度整合艰难,给TCL集团的经营造成了极大的压力。3、劳工陷阱——不同于中国国情的附加成本
在西方发达国家,工会作为代表员工的组织,政治影响非常强大。这与我国工会的传统形象相距甚大。由于国家间的文化差异,国内企业的高管很容易产生这样想法:就是“我敬你一尺,你敬我一丈”;“我对你好,你要知恩图报”等等。实际上国外工会却并不识这一套,在并购谈判中,每每中国企业都觉得自己已经是“仁至义尽”了,对方却还在“得寸进尺”,这让中国企业在郁闷之余又无可奈何。
20世纪90年代初,首钢收购了秘鲁一家铁矿,属于出海比较早的企业。当时,首钢邀请秘鲁方面来北京参观,秘鲁方目睹了首钢职工的优厚待遇,回去拟了一个很夸张的福利条款。据称除住房、医疗等大项由首钢负责支付外,水电费也由首钢负担。首钢集团为保证并购活动顺利进行,答应了秘鲁方的要求。但秘鲁方工会还是每年都提出加薪等要求,首钢最后不胜其烦,撤销了其工会主席,结果该工会主席后来担任秘鲁国家劳工部部长,首钢和工会之间的矛盾依旧没有得到解决,工人照样年年罢工,最后首钢不得不转让了股权,才结束了这场噩梦。
TCL集团并购汤姆逊和阿尔卡特中,也遭遇到类似的问题。并购活动成交后,TCL集团才知道欧洲并购裁员的补偿常常需要加倍,导致在整个重组过程中,付出的人工费用就超过8000万欧元,远远超出集团预期。
上汽集团2004年并购韩国双龙汽车时,碰到的麻烦更多。上汽当时与双龙签署优先谈判对象地位的谅解备忘录,确认获得收购双龙汽车48.9%股份的优先权。就在同时,双龙汽车工会的620名工人开始部分罢工,提出将工人每月的工资增长10.5%(约合99美元),并要求允许工会参与董事会决策过程,引进责任经营制度,保障雇佣等一系列条件,成为上汽集团并购中非常棘手的问题。
前车之鉴,此次在金融危机中出海的中国企业,一定要借鉴前人的教训,认真对待西方国家的劳工问题。在并购前,一定要对并购目标所在国的劳工组织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尽可能减少劳工组织可能带来的问题。
拿美国的汽车业工会来说。2008年,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汽车业遭遇重创,通用、福特汽车厂商的股票评级被下调到垃圾级别,如果此时对美国市场内情不了解,会认为这是一个“抄底”美国汽车业的大好时机,将那些享誉世界的大品牌收至囊中。但实际情况却绝非如此。如果仔细研究一下美国汽车工业的劳工协议,就会发现它们的成本压力几乎可以把包括丰田这样的业内巨头压垮,更不用说羽翼还没有丰满的中国企业了。
诞生于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AW)为美国的汽车产业工人争取到了全额支付的医疗费用、法律咨询、对子女的照顾、退休金、假期、教育补贴以及失业保障金等一系列的福利待遇。据估计,在工会中的汽车工人每小时的劳动成本是70美元,而在美国建厂的本田和丰田的成本才不过40到45美元,而生产着同样车型的中国工人则仅为每小时1.5美元,成本差异可谓“天壤之别”。
而就算在金融危机下,美国汽车企业的困境似乎也没有得到员工的半点同情,他们不停索要自己被拖欠的养老金等。根据美国法律的相关规定,美国公司一般在员工在职期间依照与工会谈定的比例,按人头向退休基金管理委员会交付退休养老基金,工人退休后从退休基金管理委员会领取退休金。退休基金管理委员会负责将工人的退休金投放在股票、债券等,期望实现基金的增值。但一旦投资市场不景气,资金缩水不够支付时,美国公司必须提供足额补贴。就是这种高福利制度下,美国的汽车公司不堪重负。以通用公司为例,2006年通用为现有雇员、退休人员及家属支付的医疗保险就高达50亿美元,养老基金更是高达860亿美元。
面对这样一份高额福利清单之时,任何企业巨头都会有所顾虑。因此,中国的企业进行海外并购时,一定要关注并购活动中的“劳工陷阱”,对并购所在国的雇佣规则、并购企业员工状况、并购企业所属工会等进行足够的调研,以保证并购活动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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