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来了~~~~~~~~~~~~ [复制链接]

　　在公众面前，温家宝同志常常脸带微笑，这位六十岁的政治家微笑的背后，是近四十年在中国大地上的奔走。

　　少年初成长

　　温家胡同出了个温家宝，这在天津市北辰区宜兴埠镇的邻居间已传为佳话。虽然温家宝全家在1949年搬离此地，胡同内绝大部分街坊都没有见过温家宝及其家人，但是提起温家宝，大家仍津津乐道。

　　天津市北辰区宜兴埠镇高学明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在他的记忆中，镇子上曾经有老人介绍过，1942年，温家宝在天津市北辰区宜兴埠镇出生，祖上6代人都居于此。温家宝的祖家就住在宜兴埠温家胡同8号（当年为2号），共有9个大院，不足30户人家。

　　温家宝自七八岁随家人搬到天津市南开区居住，直至1982年，他在甘肃地质局工作期间曾经回到宜兴埠一趟，参观了附近一间老年协会，那已是他阔别故地30多年的事了。

　　在镇子的人的记忆中，温家宝对亲属要求很严，其姑母长期在宜兴埠居住未见沾过什么光，当年温家宝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时，镇里一些居民曾向其姑母查询，得到答复都是一句话，同名同姓而已。几年前姑母去世，时任副总理的温家宝曾寄来700元钱。

　　温家宝同志离开天津南开中学后，就没有回去过，但对于这个曾培养出已故前总理周恩来，前副总理邹家华的名校而言，温家宝同样是他们的骄傲。

　　天津南开中学校长室一不愿透露姓名的女士告诉记者，温家宝副总理在宣传上保持低调的作风，有消息说他曾经专门和天津市的领导打过招呼，不要在他身上“做文章”。对于生活了6年的南开中学，温家宝有着特殊的感情，他中学时代的一些资料和档案至今仍然保留在学校内。

　　据温家宝当年同班的一位大学同学回忆，他们当时学制5年，大学2年级后又重新分班。温家宝当时学习成绩很好，后来考取研究生。

　　当记者询问她对温家宝的主要印象时，她机智地说：“你应该很清楚啊！”而当记者问同学对他的评价如何，她笑着说：“问问老百姓就知道了啊。”

　　她接着说：“我们的同学一般都不接受媒体在这方面的采访，他的生活、学习、为人等我们是很了解的。”

　　“边塞”十四载1968年2月，红色海洋席卷中国，偌大的北京似乎放不下平静的书桌。在北京地质学院构造地质专业攻读研究生的温家宝被迫放弃学业，主动要求前往“边塞”甘肃，从此与祁连山相伴十四载。

　　温家宝在甘肃酒泉地质队工作期间，认识了毕业于兰州大学地质地理系的张培莉。张培莉家住兰州市，在甘肃地质局从事岩矿鉴定。

　　两人在七十年代结婚。1968年到1979年，温家宝由一名初出校门的实习生成长为地质队的副队长，1979年后，温家宝上调到甘肃地质局。

　　酒泉的生活在温家宝的心中有着重要的位置。

　　甘肃省地勘局第四地质勘查院办公室王先生向记者介绍说，2002年9月，温家宝到酒泉视察工作，曾专程到那里的地勘局第四地质勘查院探望老战友。

　　老友相会，一贯低调的温家宝除了与大家合影外，在应邀题字时，留下了“温家宝”三个字。

　　在甘肃地矿局内流传着这样的故事：温家宝在甘肃地质局工作期间，条件非常艰苦。他曾到酒泉灌溉面积最大的洪水坝河工作。

　　有一天晚上，山洪暴发，温家宝和同事一夜三次搬迁帐篷，终于避过大难。这件事甘肃地矿系统老人差不多都知道。

　　“不经历了风雨，怎能见彩虹？”甘肃省地矿局一名官员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还拿这句歌词来比喻。

　　甘肃省地矿局办公室一位官员告诉记者，温家宝副总理在甘肃有不少老同事、老朋友，他们之间现在还保持着联系，这也是温家宝副总理了解基层情况的一个渠道。

　　“我听局里的老人讲，温家宝副总理夫妇在兰州时待人和气，当时同级别的干部里面很少有研究生学历的，可是即便如此，温家宝副总理还是很谦虚好学，他当时甚至同一些刚参加工作的技术人员探讨技改方案。”这位官员说。

　　胡耀邦“选才”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对于中国许多中层干部是令人兴奋和难以忘怀的。那时干部队伍的“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浪潮，拍打着曾在文革中上下流动的众多年轻人。

　　1985年春天，温家宝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而他的直接领导是王兆国，时为办公厅主任。在此之前，王是团中央第一书记。

　　“胡耀邦选干部不任人唯亲，他很重才干。1985年前后，他特别委托中央组织部考察干部，主要是省部级干部，希望物色到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合适人选。当初我知道的挑选标准有四个：副部级以上、年轻、学历较高和有才能。”2002年2月27日，一位曾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近十年、作为温家宝直接下属4年多的人士说，“中组部考察时，发现他各方面才能很全面，人品也好，而不仅仅是个只懂技术的干部。”

　　经过几轮筛选，那次选拔只留下三个干部，其中之一就是温家宝，另一个是现任政治局常委的吴邦国，时为中共上海市常委。还有一位吉林省的高级干部。

　　1984年，中央让他们三人参加了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准备工作，特别是文件起草、组织协调等，职务是大会副秘书长。“这实际上是对他们的考察。后来中组部向胡耀邦提出温家宝和吴邦国两个候选人名单，在征求所在单位意见时，上海领导表示希望吴邦国留在上海发挥更重要作用，而在问到地质产业部意见时，部领导和党委表示服从中央安排，并为本部能为中央输送高级人才而自豪。”

　　这位曾在中央办公厅工作的人士这样告诉记者。

　　1986年，中央任命王兆国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而温家宝接任王的职务，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继杨尚昆、汪东兴、姚依林、胡启立、乔石和王兆国后的第七位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温家宝和现任总书记胡锦涛分别在中央办公厅和团中央作为王兆国的主要助手工作过，在王兆国离开团中央第一书记职位前，胡锦涛为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

　　一个事实是，温家宝与胡锦涛同年出生，1968年先后脚来到甘肃，后来胡锦涛在甘肃省任建委秘书时，温家宝则在省地质局任职。二人在八十年代初以后，相继进入中央工作。

　　“那是一个时代的特征，也是如胡锦涛和温家宝一批干部共同的历程。”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指出了他们的普遍意义。

　　“政治体制改革资料组”

　　来到中央办公厅后，温家宝就很少回家了。记者采访到的几个当时他的下属都提到，他到中央办公厅后，脸庞明显地消瘦了下去。

　　“温家宝分管我们部门，和他工作在一起，一起开会、考察是经常的事。他不但工作勤勉，而且极为细致认真。基本上每次我们报给他的起草的文件，他都细细过目，修改，连标点符号和用词都改动很多。”一位温家宝当时的下属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回忆说，“我们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学文科出身的，而且起草文件经验也不少，但大家都很惊讶他在很短时间内就成为了文件起草修改的专家。”

　　中央办公厅主任负责办公厅全面事务，包括警卫局、信访局、机要交通局等，而中央会议的文件起草和组织工作是其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为贯彻邓小平和胡耀邦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主要是党政分开和权力下放），1986年，在温家宝领导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书记处办公室下设立了一个政治体制改革资料组，当时中国第一个专门的政治体制研究机构。

　　一位当时资料组成员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温家宝在这个小组的领导上主要是贯彻邓和胡的思路，一方面是上传下达，另一方面是将上面的思路具体地和明确地展现，并提供参考资料。他经常向领导请示有关问题。注意自己的学习，而很少擅做主张。”

　　资料组的主要工作是资料收集整理和组织有关各方面人士的座谈会。通过各种渠道整理的资料达一百多万字，重点课题包括：党政关系、行政制度、外国议会制度等等。这些都报送有关中央领导参考。

　　政治体制改革资料组的工作后来移交给了后来的政治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中办也有几位同志继续参加，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虽然后来没有参加具体事务，但也经常能看到有关文件。八十年代末，该小组被解散。

　　温家宝的这位下属告诉记者，在他的记忆中，温很少提起自己的经历，也从不议论与中央领导有关的话题。“据我所知，温家宝生活质朴，家庭和睦。我曾去过他的家，那时离中南海不远，是一套四室的房子，里面非常朴素。”

　　“转折年代”

　　1986年至1992年，温家宝在中央办公厅主任上一干就是七年。1992年，他又多了个称谓——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尊重领导和平易近人是温家宝一贯的作风。“他在中央不是为一部分人工作，而是为所有领导工作，他在政治上也没有派别意识。”他在办公厅工作时的那位下属对记者说，“在日常工作中，他对每一位领导都很尊敬，同时他对办公厅的工作人员依旧保持着平易近人的风格。”

　　1987年召开了中共十三大，温家宝参与了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并以大会副秘书长的身份负责会议日常事务。

　　参加过十三大报告起草的一位学者曾与温家宝当面讨论问题，在接受本报专访时，他说，温家宝对自然科学和经济工作的兴趣很大，看得出他经常思考一些宏观的、长远的政治经济问题。而他对温家宝敏锐的目光、稳重的作风和很强的亲和力都记忆犹新。

　　上世纪90年代初，曾庆红被任命为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他与温家宝同在一个单位三年。据一位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说，温家宝和他合作得很好，遇事经常商量。

　　1992后，温家宝的一个变化就是负责的工作越来越多。他以政治局委员身份兼任书记处书记，主管财经、科技、农业和农村工作，兼任政治局常委会所辖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金融工委书记、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西部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长、住房改革领导小组组长、防汛总指挥部总指挥、绿化委员会主任等等。

　　中国加入WTO之后，最令高层担忧的问题，莫过农业和金融两方面。而温家宝则在这两大领域都有历练。

　　“温家宝在中共高层供职长达17年，头8年负责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工作，后来9年则专攻农业和金融问题。温家宝在中央书记处担任候补书记五年、担任书记十年，十五年间一直参与经济类工作；在国务院担任副总理四年，积累了全国宏观经济调控经验。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是决策机关，书记处为执行机构，温家宝兼具决策和执行的角色。”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一位教授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这样分析。

　　98抗洪1998年那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既考验着中国，也考验着温家宝。他时任全国抗旱防汛小组组长。

　　“温家宝陪同江泽民、朱镕基，以及自己单独视察九江算来已有7次之多。单单1998年抗洪，他在短短3个月内5次奔赴九江一线，与九江结下了不解之缘。”江西省九江市委办公室一位官员告诉记者。

　　1998年5月31日，温家宝在九江召开三省领导座谈部署防洪工作。钱科长还清晰地记得温家宝讲话时语气平和，不紧不慢，但逻辑分析能力强，句句入情入理，深沉凝重，令人难忘。“当人们欢呼对自然的胜利时，也就是自然对人类惩罚的开始”。在谈及这些年围垦、滥伐之风时，温家宝饶有兴趣地借用了《黑格尔辩证法》里一句名言。

　　当年7月4日，温家宝陪同朱镕基到九江视察灾情。当时长江鄱阳湖水开始超过历史最高水位，一抵九江，两人即驱车前往重灾区德安县乌石门村和石桥村，探望灾民。

　　5日，两人又马不停蹄，乘船巡查市区防洪堤，冒雨探望防堤的武警官兵，为众人打气。

　　7月29日，温家宝代表朱镕基，第三次到九江，冒雨视察永修县郭东大堤和九江县永安大堤。温家宝自己打雨伞，踏着泥泞路面，步行近十公里，沿途察看大堤险情，慰问守堤军民，还不时停下来与水利专家和地方干部研究抗洪抢险方案。

　　8月4日，九江县江州镇溃堤。事后，温家宝来到江州最基层视察，踩着洪水退后留下的淤泥，到民众阴乎乎的家中，坐在湿漉漉的小凳上，和灾民话冷暖、唠家常，和大伙一起谋划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规划。

　　8月7日，长江干堤决口，九江城危在旦夕。正在湖北指导防洪的国家防汛抗旱指挥部总指挥温家宝，接获消息后，立即致电九江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询问灾情，直奔大堤决口处，亲自指挥堵口大战。

　　“九江是诞生抗洪精神的地方，1998年的洪灾对于九江甚至江西的政治格局都是很重要的，一大批渎职的官员受到了处分，温家宝副总理的务实作风可以说容不得半点沙子的。”这位官员说。

　　湖北防汛指挥部一位官员告诉记者，“是1998年夏天的长江抗洪，让人充分看到了温家宝副总理的风采。”据他回忆，当时，湖北武汉汛情告急，而且荆江已超过国务院“钦定”的分洪争取水位，舆论急急要求炸毁荆江大堤，分洪以保武汉三镇。当时的难以抉择，是因为如果决定炸堤分洪争取水位，意味广达900平方公里的公安县将转眼化为泽国，40万人无家可归，并造成150亿人民币的损失。但是，如果不炸堤分洪，万一缺口，武汉三镇将遭淹没，损失已非千亿元所计算。温家宝当时仍快速听取水利专家所掌握的数据，以及分析与讨论后，力排行政系统官员的主张，决定不炸大堤，改采固守大堤。

　　2002年山东大旱，国务院原本打算派出水利部官员视察，但随着山东旱情的不断加重，最终温家宝亲自赴鲁。

　　山东民政厅救济减灾处刘其顺处长对于温家宝副总理印象尤其深刻，实地到受灾最严重的聊城等地考察2天，9月26日，召集山东有关领导进行研究，温家宝当场表示，由财政部和水利部向山东省调拨8000万元人民币，其中2000万元用于救灾，3000万用于紧急水利工程建设，3000万用于解决人畜饮水问题；从黄河中上游龙羊峡、刘家峡等水库陆续向山东调拨15亿立方米黄河水。

　　作为长期处在一线的中央主要财经官员，可以通过温家宝的思维片断把握其经济观念。加快服务业的发展，增加就业机会，缓解民困，从而保持经济高成长并稳定社会，是温家宝的经济观之一。而健全金融系统的中央垂直领导，是温家宝经济观的第二个内涵。1997年以来，温家宝在朱镕基领导下参与应付亚洲金融危机，并于1998年组建中央金融工委。

　　失业率居高不下、市场疲弱及银行坏账呆账庞大，被称为中国最难克服的三大难题，而当务之急的则是金融问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将金融改革定为2003年四大改革项目之一，即说明解决金融问题已变得十分迫切。“金融体制已成中国经济发展瓶颈，突破这一瓶颈就意味着别有天地；更重要的是，金融是温家宝最熟悉的两个行业之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位专家告诉记者。

　　“眼光向下”

　　温家宝对深入农村研究和调查有着独特的情结，特别是对农村问题。

　　2002年3月6日，温家宝副总理参加辽宁省人大代表团的分组讨论，原九届人大代表，朝阳市市委书记王大操，现在担任辽宁省国土资源厅厅长，他向记者回忆，温家宝非常关注推行的“开仓借粮”政策，听说辽西去年旱情严重，询问完一位在座的来自基层农村的人大代表他们村受灾情况和政府相关的救济措施后，又连续询问他，“你们市去年向农民‘开仓借粮’了吗？借了多少？”“发救济粮了吗？发了多少？”

　　“有三个数，一定要搞清楚。一是开仓借粮的数，要保证灾区农民有饭吃；二是救济粮的发放数；三是农民通过打工、亲朋互助等办法自救解决的数。这三个数搞清楚了，对缺粮人口的情况就心中有数了。”温家宝副总理当面告诫王大操。

　　王大操日前在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说，“现在回想起来，温家宝副总理看问题真细致，当时我对于这些数字心里也有笔账，才没至于出丑。”

　　而九届人大代表，原河北省丰宁县委副书记依然清晰地记着在2002年3月7日，温家宝副总理曾经参与了河北省人大代表分组讨论时的情形。“当时会场一早便挤满境外记者，温家宝抵达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会场时，全体代表起立，掌声经久不息，温家宝微笑着与坐于前排的代表一一握手，态度甚是谦恭。对他印象很好，特别欢迎他。我的发言引起了温家宝很大的反应，当时丰宁遭受了连续三年的旱灾，政府正发放粮食帮助农民。”

　　当汇报丰宁政府按照乡村逐级汇总统计上来的数字发放粮食时，被温家宝打断，：“这样做不行，只靠统计数字做事不行，我们必须眼光向下，只有亲自下去调查，一户户查，一家家问，这样才能真实了解受灾情况。”

　　据原河北省丰宁县委副书记介绍，温家宝副总理到河北丰宁视察过，深感目前城乡差距严重，“温家宝副总理2000年在丰宁视察时并没有按照会务事前安排的路线走，可以说看到了没有经过掩饰的农村基层的实际情形。”

　　一位熟知温家宝的官员说，温家宝到外地视察的时候，他经常会让车队突然停下来，没有事先安排就下车与附近的民众交谈，希望了解最基层民众的想法。

　　访贫问苦

　　2002年11月21日中共十六大刚刚结束，温家宝便率员到贵州贫困山区访贫问苦。在十六大上，温家宝当选为政治局常委。

　　“虽然温家宝同志在十六大当选为政治局常委，担子越来越重，但是他务实的作风和亲民形象却丝毫未改。”贵州省民政厅厅长郭猛，2003年3月3日对本报记者说。

　　山西省委会务处的乔建国记得这么一件事。2003年1月2日，元旦刚过，温家宝率领国家计委、农业部、水利部等部门官员一行12人冒着零下20多度严寒，到山西吕梁山区的静乐、娄烦等贫困乡村和太原磷肥厂、中化第二建设有限公司的太原市万柏林和平社区等地看望困难农户和城镇低收入居民。

　　温家宝每到一户都与村民围坐在炕上亲切交谈，向群众详细了解收成年景、农民负担、退耕还林、中小学教育等情况，询问他们的困难与要求。

　　据乔建国介绍，由于天气寒冷，温家宝副总理感冒了，但他坚持带病听取山西关于进行农村金融改革试点的汇报。这也是这次视察山西过程中的惟一一个会，7个人作了汇报。

　　再过一段时间，农历除夕，是中国人阖家团聚的传统日子，温家宝来到辽宁省阜新市看望煤矿工人，慰问困难职工。

　　据相关媒体报道，温家宝一下飞机，便驱车两个多小时来到阜新矿业集团艾友矿，下到720米深的矿井，在变电所、水泵房、井下调度室，向一线工人详细询问生产、安全等情况，还乘坐井下小矿车到正在综合采煤工作面紧张工作的煤矿工人中间。

　　入夜，温家宝在矿井里与煤矿工人围坐在巷道的铁轨上，一起吃年夜饺子，共度除夕。

　　辽宁省阜新矿业集团黄玉平告诉记者，当时中央办公厅大约提前一周通知的，刚听说温家宝副总理要下矿井的通知，小范围知道这一消息的人都异常吃惊。出于对温家宝副总理安全的考虑，最后挑选的是安全设施最健全的艾友矿，从下井到升井共花了3个半小时，温家宝副总理在井下实际时间1小时40分钟左右，视察当天没有刻意安排工人，一切正常运作，只是矿上的安检工人前后排查了3遍。

　　阜新矿业集团有近1万多下岗工人，相当于集团工人总数的1／4，温家宝副总理的这一举动，煤矿工人兴奋异常，都觉得这是对整个煤炭行业的激励，虽然现在国企改革处于攻坚阶段，在辽宁甚至整个东北地区更为突出，但是国家没有忘记他们。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一位学者评价，这些年来，中国百姓了解温家宝的途径，主要是电视新闻。他常常“受总书记江泽民和总理朱镕基委托”，去贫困山区，去重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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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旗帜鲜明反腐败

据新华社报道,　　国务院27日下午在京召开廉政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会上强调，各级政府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和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大的决心、更高的自觉性、更扎实的工作，旗帜鲜明、坚定不移地加强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服务。
　　国务院副总理黄菊、吴仪、曾培炎、回良玉，国务委员周永康、曹刚川、唐家璇、华建敏、陈至立出席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吴官正，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何勇应邀出席会议。
　　温家宝指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党中央、国务院坚持把它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上届政府在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党的十六大在提出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和战略部署的同时，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要坚决按照党中央的决策和部署，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努力实现党中央提出的今后五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