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究竟如何守旧、落后
辜鸿铭回国初期虽然脱下西装革履，换上长袍马褂，但思想和行动上并不怎么保守，对洋务运动也颇支持。他订阅上百种世界各国报刊，藉资浏览，遇外国有新发明及有关时事，必向张之洞逐句详解，以作启迪之助，而张之洞每次“辄危坐安乐椅中倾听不倦”。著名文史学家王森然在其《辜鸿铭先生评传》中言：“所有湖北新政策画，一切事宜，胥由（辜）先生建议，梁（鼎芬）从旁赞助，文襄立予施行，故当时湖北气象灿然一新，为各省冠，先生之力也。”“先生以一学者，对于民族思想之发展计划，真知灼见如此，究不失为一时之俊杰矣。”
辜鸿铭与张之洞青萍结缘，沆瀣契合，以其出色的智慧和外交才华，协助张之洞创办名闻全球的汉阳铁厂和兵工厂等洋务，为湖北新政立下汗马功劳。张之洞尝与左右说：“辜先生经纶满腹，的是杰出之才。”
甲午战后，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加剧，有识之士纷纷呼吁引进西学，变法图存。面对这勃然而兴的维新思潮，辜鸿铭却生怕因之毁弃中国文化，于是，精于西学西政的他在那不平静的年代里，却“独静谧，言必则古昔，称先王，或为谐语以讽世”（罗振玉《醇儒辜鸿铭》）。他不仅没有明显激进的思想表现，当张之洞让他筹办一个译介西学西政的报纸时，他竟断然拒绝，声言即使有上谕也不从命。事后，他还专门拟就《上湖广总督张书》，文中大讲儒教尊王之旨、义利之辨、忠恕之道，备陈西学西政之失，认为“好论时事，开报馆，倡立议院”，是西洋乱政之所由来，而且“民气一动，不可复静，驯至辨言乱政，将不可收拾”，总之，既危害君权，又惑乱民心。一些研究者指出，此文可视为辜鸿铭从究心西学到彻底转变为一个地道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标志。后来，他还变本加厉地认为：“以欧美的学说，变更中国的政制，这是乱中国有余，救中国不足。”
辜鸿铭的保守立场自此日趋顽固。当其时，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为摆脱西方“食肉民族”纷纷发表救国主张。张之洞在其名著《劝学篇》中提出 “二元论”办法，即作为个体，中国人必须坚持并严格地按照儒家原则办事，而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却必须抛弃儒家原则，采取现代欧洲新学的理想。康有为、梁启超们走得更远，他们不仅寻求中国军事上的强大，而且寻求政治上的强大，希冀把中国的专制政体改造成君主立宪政体，认为如果中国拥有日本那样的政体、枪炮和科学，那么拥有的就不是失败。辜鸿铭当然也在为多灾多难的中国设制蓝图，只不过他的办法，既不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报复，也不是以科学的残杀互相回敬，更不是通过部分地或全盘地将中国西化，而是使中国更加中国化，用中国文明的道德力量去对付西方枪炮。他甚至认为：
制止一种社会和政治罪恶、以及改革世界之儒教办法，是通过一种自尊和正直诚实的生活，赢得一种道德力量，孔子说：“君子笃恭而天下平。”我以为，这就是力量，这就是中华民族惟一可赖的力量，要想将其古老的文明从现代欧洲民族的物质实利主义之破坏力中挽救出来，最好的办法就存在于这种古老的文明之中。（《中国牛津运动故事》）
从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角度来看，辜鸿铭的思想既有别于晚清的一般洋务派、顽固派和国粹派，也不同于民初的“东方文化派”和日后的新儒家，这使他别具特色，也是他令人瞩目的异彩之处。当他晚年入北京大学时，更成为旧派学人中的代表人物。只不过，也有人认为他并不是那种冥顽不化的保守派。如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就说：“我请辜鸿铭，则因为他是一个学者、智者和贤者，而绝不是一个物议飞腾的怪物，更不是政治上极端保守的顽固派。”日本汉学家清水安三也说：“有人把他譬做保守学者之中最顽固不化的一个，但是，这恐怕是这些人还不了解他的缘故。”
以辜鸿铭自幼留学西方，受过系统的西式教育，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都曾十足欧化，到头来却极力排外，一味反对西方文明，维护中国封建文化和伦理道德，如此这般，无论如何是要让人们惊奇而讶异的。在此之前，辜鸿铭虽有一些守旧的行为和怪论，如爱小脚，如狎妓冶游，如纳妾，这些都可视为生活方式的差异，作为彼时士大夫和病体社会的流行病，我认为无须过多诋诟。而其政治、思想如此守旧落后，改朝换代到民国后，其态度竟日益顽固保守，发展到大言不惭地把辫子当护照和标志，并声嘶力竭地为此类国渣陋俗辩护，却是要让人们大跌眼镜，并加耻笑的。其所谓中国人不洁之癖，为中国人重精神而不注重于物质之怪论，更是遭到陈独秀等激进分子的猛烈抨击。
辜鸿铭最为时代诟病的，是他为帝制辩护，为那位垂帘听政、既阴险又凶残的慈禧老太太辩护，并向西方世界肉麻地吹捧她。武昌起义既发，他冒天下之大不韪，逆流而动，甘做腐朽王朝的孝子贤孙，在《字林西报》发表文论，反对革命，劝说列强出兵围剿革命军。随后又致信《字林西报》编辑，谴责该报诬蔑、诋毁慈禧太后。他满怀着对新时代的愤懑和抵触情绪，却堂而皇之地宣言：“许多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非仅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丁巳年，辜鸿铭还不分良莠地加入到张勋复辟之列，更是成为一生无法洗去的污点。
